“......夫東南之海，天下眾水之委也，芒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可以佐運河之窮，計無便于此者。”
朱翊鈞一腦袋問號，不知道這“蛟龍窟宅”和“石氣水氣相博”是什么東東。其他地方倒是看明白了，但沒有任何效益和工作量分析，對海船和內河船的區別提都沒提，大意是淮安東邊，一直到登州、萊州地區的海域里面海島多，可以避風，水也淺，可以用來運輸漕糧。
和奏章一起上報的，還有這位老兄寫的《海運詳考》和《海運圖》兩本著作為附件。朱翊鈞翻了翻，圖倒也罷了，當代制圖水平本來就不高，朱翊鈞也不苛求。
那《詳考》里面全是元代到永樂年間海運成功的案例，至于怎么干的，船啥樣，管理機構怎么運作，翻遍了也沒找到一篇，氣的朱翊鈞直翻白眼。
朱翊鈞不知道的是，清代《四庫提要》里面是這么評價王宗沐的：“宗沐蓋掇拾”《大學衍義補》之陳言，以僥幸功名。不知儒生紙上之經濟，言之無不成理，行之百不一效。觀之宗沐，可以為妄談海運之炯戒矣。”
王宗沐提倡海運盡管有這般那般不靠譜，但是其一心為國之意，朱翊鈞還是要大加鼓勵表彰的。而王宗沐對漕運的貢獻不僅在于嘗試海運，他在漕運折色改革上有真正的真知灼見——這回不是半瓶子醋了。
明代漕運還有一大弊端，即為征收漕糧時的加耗。宣德年間，明廷頒布了運輸漕糧的加耗則例：每石稅糧所加耗糧：湖廣為八斗，江西浙江為七斗、南直隸為六斗、山東河南三斗。
盡管有了則例，但是各級官府能放過交糧的小民嗎？所以有別的加征，如“兩尖米、鼠耗米、補濕補潤米、篩飏米”等等名目，還有漕船通關的加稅以及建造漕船的料銀攤派——雜七雜八加起來，一石米的加耗基本也是一石米，也就是說漕糧的征收一直處于翻倍狀態。
這般加耗，當然會導致民不聊生。后來朝廷無奈，加上各供應漕糧的省份有此起彼伏的災情，后來明廷對漕糧征收進行了改革——折色。即不收大米，直接收銀子、銅錢。運到京師后，再用這些錢來買米——商人運糧，這些加耗就沒有了，只有過關的稅銀。
這折色法從成化年間十萬石開始，一路飆升。到嘉靖時期，最高到二百一拾萬石，占據全國漕糧一半以上。到了隆慶帝，成了定例，每年一百萬石，一直到朱翊鈞主政。
折色征收漕糧開始是為了解決災情的權宜之計，到隆慶帝時形成定例，其實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地步的必然。
也就是說，南方產糧地區已經出現了大規模的糧食交易，農民才有錢交折色——而漕運發展到此時，運道艱難，漕船缺失、漕軍逃亡，原定的四百萬石漕糧征收運輸任務已經望不可及。京師百姓的口糧問題的解決，很大部分靠商品糧的輸入。
王宗沐在漕運上的見識，即為敏感的發現了這一點。因漕運折色觸動了漕運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朝廷一直有反對之聲，也有人經常說折色違背祖制，并引用嘉靖帝對當時漕運總督的批評“自今遵祖制，毋輕變”這句話來反對折色政策。
王宗沐則給朝廷算賬：“今云不可改折者，不過曰京倉之積漸寡也......每歲約以三百石入運，而恒出一百萬以收其盈。每石以八錢折，而以五錢放，計得三錢，則一百萬石當得三十萬金。再加減存軍船三千二百五十余只，每只以扣留行月二糧，賞鈔銀四十兩計之，又得一十三萬兩。”如此行之幾年，國家可得大利。
啥意思呢？王宗沐認為，每年糧食生產是定數。不在甲處，就在乙處。如果京畿糧少，必然糧價高，那么商人會運糧過來販賣，就會把糧價打下去。
而每年折色是按照糧食石數折的，這糧食相當于已經在朝廷賬上了。那么這一百萬石糧食因為沒有漕糧加耗，每石會產生三錢銀子的賬面收益。這筆銀子當然可以計入財政收入，因此“國家可得大利”。
要不怎么說王宗沐這個總漕被視為奇葩呢？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一直在挖漕運利益集團的墻角——因此萬歷三年，被一擁而上的攻擊就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