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個諭旨，確實如同朱翊鈞所說“甚長”。諭旨的主要內容是從漢、蒙兩個視角梳理草原和漢地兩百年來的恩怨情仇，對雙方本屬華夏之人，卻仇殺不已的現實情況表示了深深的惋惜，并提出了解決方案。
這份超過六千字的諭旨，成為了本時空民族政策的綱領性文件。它拋棄了此前明朝廷文過飾非，“視強者仍為夷虜”的打腫臉充胖子般“政治正確”，分別站在雙方的角度評價了較為重大的沖突、和“互市”，從而讓聽眾得出一個結論：如果當時雙方都能妥善處理沖突和管控分歧，我們都不會過得像現在這般苦。
例如，在描述蒙古因與大明交戰經年，導致一盤散沙，攻殺無已時，詔旨中說道：“草原大亂，異姓“賽特”擁兵稱雄，廢立頻繁。自脫古思帖木兒后，部帥紛拏，五傳至坤帖木兒，咸被弒。如此亂世，甲胃不離身，弓刀不釋手，東遷西徙，老者不得終其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也。如遇災異，死者枕籍。”[注1]
詔旨對于明朝廷自身的失敗和存在的問題，也并不諱言:“其勢張后，索中國財物，歲有所增......而朝廷所遣使，阿媚也先，索無不許，既而所得僅十之四、五，以是銜怨。”
“漢蒙之民互市之時，漢民帛時剪裂幅不足；靴帽之屬不堪一著，即破碎矣。爭罵斥辱、弓刀相脅，日積月累，致生兵禍——土木之變，痛哉至深！”
詔旨盡管翻譯成了蒙語，但一邊讀，一邊又有通譯給翻譯成漢文。金帳中的大員如張四維、申時行等此前看過詔旨原文，此時神色不動。之前沒有見過詔旨內容的漢官，聽到詔旨中談到土木堡之變，且有很多自我批評的詞句，相顧變色。
而聽著皇帝詔旨的蒙古諸酋，個個臉色漲紅，呼吸粗重，顯然個個心內都不平靜。他們也萬萬想不到皇帝詔旨中對蒙漢之間的沖突看待的如此客觀。
實際上詔旨并不客觀，也先在土木堡之變前后，有恢復蒙元之意，并借機篡奪汗位。所以這一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卻不是詔旨所說的矛盾日積月累導致沖突。但說實在的，在座的蒙酋有一個算一個，沒有一個歷史精通。詔旨避重就輕的定調，他們也聽不出來。
......
隨后，詔旨中回顧了“俺答封貢”之后的漢蒙關系：“幸我皇考，息兵安民。息境土之蹂躪，免生靈之荼毒......”并分析了雙方互市的必然性：
“爾等散處沙漠草原，人不耕織，地無他產，鍋釜針線之日用，須藉漢人鑄造；綢緞絹布之色衣，惟恃互市。若朝廷絕貢閉市，唯有搶掠而已。”
“......計所以得之者，唯搶掠與貢市二端。達延汗后，每入寇時，大輩十萬，中輩萬余，少者數千。然則所獲幾何？人馬卻多有殺傷。朝廷兵強馬壯時，如前年圖們汗與昆都力哈等，種類絕矣。”
眾虜聽到“種類絕矣”幾個字，又齊齊顫抖了一下：察哈爾部勢力何其大也，乃元順帝之后最強大黃金家族達延汗長子一系所掌，號稱中央萬戶。蘇尼特、烏珠穆沁、浩齊特、克什克騰、敖漢、奈曼等部都以圖們汗為尊。雖然各部不能為圖們汗拼命，但壯壯聲勢完全夠用——控弦之士相加超過五萬。
然而，此前的戰爭對大明來說，卻乏善可陳。曼谷歹戰法在萬歷十四型火槍面前就是個笑話。卷上蒙古包遷徙也沒用，漢人用四輪馬車帶著士兵給養，運動速度比部落遷徙快不說，還能利用馬車形成車陣。
時代變了！與明軍對戰后逃得性命的蒙古兵們都說，他們最大的感受是明軍士氣極其高漲，求戰欲望極其強烈，與百余年來漢人孱弱之狀完全相異。
四十二年前的嘉靖二十一年，俺答汗率五萬騎長驅而入，大掠山西，“破衛十，破州縣三十八，殺掠二十余萬人。”嘉靖二十九年，赫赫有名的“庚戊之變”，俺答汗圍困京師，沿途明軍“不敢發一矢”，“所殘掠人畜二百余萬”。
當時的蒙古人用歌詞的形式記錄了這段歷史：“神采奕奕的阿勒坦汗帥三萬戶出征，/包圍漢地蘇布爾噶圖城直抵卜隆吉爾河，/酩酊大醉之漢人自行前來投誠，/使其魚貫而走，婦幼乘車而行。解歸時俘虜之先頭抵達烏蘭木倫，/而其后尾尚未離開長城。”
一直到“俺答封貢”時，漠南蒙古人也自認為蒙古兵一個能打漢兵五個。俺答汗為了保住“俺答封貢”政治成果，與諸部定下十三條規約，事無巨細——主要內容就是約束蒙古人不得在互市時欺負漢人。
然而，一切都變了。此時端坐在御座之上，被他們稱為“天可汗”的皇帝，僅僅用了七、八年時間，就把九邊兵馬都變成了殺戮的機器，他們紅著眼睛，目露兇光，等待著邊墻外的部落犯下致命的錯誤——如同圖們汗與昆都力哈那樣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