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姓鐘的也沒賣關子，直接拋出論點解釋：“賭與酒者，關乎人性，無此二者了無生趣也”——這兩樣與百姓的生活娛樂和人性心理關系太密切了，只用“禁”字是管不住的。因此禁賭如同“禁酒令”一般，無論多嚴格的詔令頂多管一陣兒，隨之就是禁令松弛，官民齊犯，法不行矣。
那怎么辦呢？總不能放任賭風熾烈而不管理吧，這玩意對社會管理影響太大了。作者接著就用無可辯駁的數據引出了解決辦法：
如《論矛盾》所說，事物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會引起質變或走向原來的反面。賽馬運動誕生和伴生的賭馬就是典型的例子：從萬歷十二年夏末馬會開張之后，京師因賭博而發生的犯罪率急劇降低，記者從順天府拿到數據，最近一個季度此類犯罪發生率降低了四十四個百分點。
這數據太驚人而且太有說服力了！周王看到這兒樂得都找不到北了——我擦，我無意中干了件行善積德、萬家生佛的好事兒啊！
文章接著說，賭風甚熾會帶來一系列社會管理問題，包括喪敗人倫、滋生犯罪乃至助推貪污腐敗等。但是面對問題不能一禁了之——要禁止也禁止不了，無論你的管制能力強大到什么程度，賭博和酒一樣，都是無法禁絕的。
那如何治理呢，作者強烈建議朝廷要“如同治水，“堵疏”并用，方能移風易俗，扭轉國人好賭之風。”
一方面要重申太祖禁令，尤其是嚴刑峻法管住官員和軍人賭博，劃出紅線，觸之從嚴論罪；另外，朝廷要列出賭具名錄，禁止私人開設賭場，嚴禁民家、娼家藏有賭具，違者論罪等。
“疏”這方面的動作應該有：曉諭地方，推廣教化，宣傳賭博危害為其一；其二就是將王爺們的賽馬商社納入管理——朝廷總的讓民間壓抑的賭性有一個出口，讓骨子里就喜歡投機的人有發泄的地方；其三是包括打麻將在內的“娛樂”活動，只要賭資不超過一定限度的，不在禁止之列。
如此法律、輿論等手段多管齊下，才能控制住賭博惡習在民間的泛濫，逐步扭轉民間好賭的歪風。
文章最后還正面宣傳了賽馬的好處：官準賽馬可限注限制金額，并抽重稅，與財政不無小補；而諸王為了爭勝，必然多方搜羅珍奇種馬——只要在賽制上設立長途、短途、負重，越野等項目，即可利用民間力量培育出各種改良馬，對國防和國計民生大有裨益。
一篇雄文，有理有據，看得周王是心花怒放，連聲贊頌種記者大才——遂安伯真是好人啊。
拿出百兩黃金為謝之后，幾個人在書房又閑坐一會兒，周王和幕僚兩人沒口子稱贊了鐘記者能有一炷香時間。最后，周王的幕僚道：
“咱們國朝宣宗爺，就愛玩促織。從他老人家之后，上至皇帝，下到百姓，就沒有不愛賭博的。而且花樣翻新，賭具和賭術齊頭并進。”
說到此處，他向北一拱手：“圣明如咱們圣上，還不是親自發明了麻將？雖說是孝行，但如今天下因為麻將而家破人亡的又有多少！”
周王聽了，笑著點頭道：“還是的，那賭徒不賭馬，還不是可以打麻將、推牌九、擲骰子？就說這麻將，哪一級官兒敢禁？兩宮太后能撕了他！”
鐘記者聽了心道：“這兩貨沒看懂我這篇文章吧？我寫的是不是太文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