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名辛忠平支持賭馬的文章被發在《新民日報》頭版，本來已經逐漸沉寂的輿論又被炒得火熱。但報紙是民間輿論，御史和給事中們沒理由就這個問題給皇帝上奏章——只能干生氣。腦瓜笨的在家中長嘯，心眼活絡的就寫出一篇篇駁斥的文章投稿到《京師日報》。
這時候就顯出朱翊鈞在京師設立兩份報紙的先見之明，如果這些反對的聲音發不出來，——報紙沒有了公信力不說，還特別容易形成信息繭房，造成民間輿論與報紙輿論的兩層皮。
朱翊鈞設計的很完美，張元功哥兒卻兩個欲哭無淚。英國公歿后，張元功繼承了二等公爵之位，任宮廷大臣，位置還在陳矩之上——英國公一府圣眷優隆不減。
當然，這圣眷不是免費的，其弟張元德就成了皇帝掌握輿論的一把刀。因為張元德是《京師日報》的東主，張家也跟著身不由己——張元功這些天被周王見面就罵這樣的事兒就是代價。
這兩家報紙輿論定位不同，《京師日報》號稱中立但偏向保守，《新民日報》也號稱不偏不倚但傾向革新，在變法如火如荼，保守派被一批批趕出朝堂的當下，《京師日報》日日游走在政治不正確的邊緣，張元功和張元德哥兒兩個想死的心都有。
因為皇帝操縱輿論屬于高端機密操作，因此朱翊鈞一般都是與張元功口授要旨，包括侍從室內的心腹和內閣重臣在這事兒上都不立文字。如果后世歷史學家看這段時間的歷史，肯定會造成一個美麗的誤會，以為大明一直到了萬歷十二年保守勢力還很強——《京師日報》那些文章就是明證。
其實，在皇權至上而且朱翊鈞已經穩固權柄的此時，“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秋蟲敢作聲”才是朝野常態。但如此一來，英國公家就處于一種很奇妙的狀態。
在朝堂之上，眾人避之唯恐不及；等回到家，那些和《京師日報》立場相近的在野人士卻來噓寒問暖——把張元功和張元德兩個搞得快精神分裂了。
但是，車門已經被皇帝焊死，兩個人也下不去車，只能咬牙苦撐。如今面對紛至沓來的投稿，張元德帶回家跟哥哥商量——咱是發呀，還是發呀。
此事早就上達天聽，張元功在養心殿已經得了旨意，此時咬牙道：“挑那些言辭激烈的——發！這些天我躲著點周王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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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的誕生只是京師與天下發生巨變的一個縮影，因之引發的劇烈爭論也不過是如今這輿論紛爭的一個小小浪花。京師百姓們能夠把這些內容當做茶余飯后的談資，但離開京師百里——這些信息就急劇衰減，僅在士林和上層流傳。至于民間，誰還有閑情去管馬會的賭票能賣上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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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十二年，大明遭遇了變法之后的第一次生產率提高的危機。幸運的是，十多年的勵精圖治帶來大量豐盈錢糧，加上大明本身巨大的體量以及東北、緬甸兩地的擴張，包括黃淮水利工程帶來的基礎建設投資——帶給大明足夠的冗余量。
南方的大量移民被有組織的送去了緬甸，而隨著日本、朝鮮、緬甸和果阿市場的全面開辟，變法的強烈陣痛也隨之降溫。明帝國如同正在羽化的蝴蝶，在經歷著苦痛的蛻變。
萬歷十二年的十月三十日夜，順天府里仍然燈火通明。府丞官廨內，王以修對著面前的人苦笑道：“懋權兄，這下子咱兩個全完蛋了哈——你昏聵啊！”
這位王以修正是當年的松江知府，徐家被擺平以后，這家伙沾光連續三年上計，不久就從四品超拔跳過了從三品一階，做了南京的禮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