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安百姓用行動表達對劉弘的信任，以每石高出市場價十五到二十錢的價格，從少府新設立的主爵都尉購糧食用，長安高門皆因前時的太后懿旨，以及接連的‘兇殺案’而惶恐不已時，劉弘卻悠然的坐在宣室殿內，目光柔和的打量著眼前的男子。
若是老奉常劉不疑認清此人，即便其身為皇黨一系成員，恐怕也免不得要面折廷爭，面紅耳赤的勸諫劉弘‘莫忘國本’了。
蓋因為這位男子的身份，是漢室，乃至于華夏封建王朝絕大多數時代所鄙夷的——商賈。
真要說起來，商人的惡名在不遠前的春秋乃至戰國時期，還算不上太差。
被太史公評價為‘商祖’的白圭，便在遙遠的戰國時期創造性的提出‘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商業理念，并借此累下萬貫家財。
同樣作為部分人認同的商業祖師：范蠡（lǐ），更是在隱退之后富甲一方，成為后世人所信奉之‘財神爺’的原型。
至于在后世亦大名鼎鼎的管仲，更是提出‘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種與資本論極其接近的思想主張！
這三人任意拿出一個，都足以被商賈奉為祖師，并向他們看齊。
——魏相白圭‘以商富國’的執政思維，讓戰國時期占據彈丸之地，卻保有數萬常備野戰軍的魏國，令人難以置信的施行了‘二十稅一’的超低稅率！
須知如今富擁大半中原的漢室，稅率也才十五稅一而已；就更枉論春秋各國，乃至于統一天下的‘暴秦’了。
越大夫范蠡，更是幫助越王勾踐報仇雪恨，將越國從亡國的深淵硬生生拉出，并推向稱霸地位的政治家，軍事家。
管仲更是不用多說，在漢室，學術界依舊恭敬的稱管仲一聲：管子。
——要知道在漢室，就連仲尼都還沒那個資格，被稱為‘子’！
高興的能叫一聲仲尼，就算很給面子了——不高興了粗暴的說句孔丘，除了儒生之外，也不會有人太在意。
即便是劉弘乃至于先帝劉盈，高皇帝劉邦的詔書當中，也不乏從《管子》一書引經據典，增強條令合法性的部分。
有如此多的先輩為榜樣，商人階級憑借著豐富的人生閱歷，以及豐厚的資本，本該成為精英階級，至少是預備精英才對。
但白圭、范蠡、管仲，乃至于目光長遠，為了生意的穩定而自掏腰包，全力支持國防事業的鄭人弦高，都沒能成為商人階級的榜樣。
商人們，選擇了一個錯誤到不能再錯的榜樣。
——姜子牙二十三世玄孫，雜家創始人，始皇帝嬴政的第一任相國：呂不韋。
無論是白圭的‘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還是范蠡的‘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亦或是早于西方二千多年提出‘商業戰’概念的管仲，都輸給了‘奇貨可居’的呂不韋。
失去了白圭‘以商業思維治理國家’的思維，失去了管仲‘以商業打擊敵人’的主張，也失去弦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之寬闊眼界，商人階級與社會對立，便成為了必然。
今日但凡換一個人，劉弘都斷然不可能以皇帝的身份，親自接見一個戶籍還在商籍的‘賤戶’。
但眼前的人，恰恰是如今漢室的商人當中，唯一一個可以得到了劉弘光明正大接見的商人：長安田氏主，田蘭。
在未央宮北闕上演那么一出‘為父鳴冤’的好戲之后，田蘭已經在某種意義上，取代了孝女緹縈的歷史地位，成為了漢室‘孝道’的典范。
關于田蘭擊登聞鼓事件，光是劉弘目前所了解到的，就已經有無數個版本了。
自秦末漢初的戰火而逐漸凋零的遠古學派：小說家，更是借著田蘭的傳奇事件，而重新在漢都長安活躍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