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最終，景帝劉啟顧忌孝道，還是將文帝的喪葬后事大肆操辦，但隨葬物什，卻也遵從了劉恒的遺訓。
西漢末年農民起義軍打入關中，包括劉邦長陵、孝惠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在內的帝陵都遭到了盜掘、破壞，唯有文帝劉恒的霸陵，讓起義軍不敢動起絲毫。
更有傳言：起義軍來到霸陵，看見文帝劉恒的衣冠迎風飄揚時，竟不敢再前進一步，只再三跪拜，掩面而退···
而與劉邦對帝陵‘氣勢宏偉’，孝惠劉盈‘倉促而掘’，文帝劉恒‘勤儉質樸’的個人風格相比，劉弘對自己帝陵的要求，主要還是集中在了陵邑之上。
畢竟劉弘無論再怎么提倡節約，待劉弘死后，兒子還是得出于孝道，大肆操辦喪葬之事，漢室‘厚葬之風’的改變也非一朝一夕，亦或是一封‘先帝遺詔’就可改變。
而陵邑就不同了——將陵邑建成什么樣，完全有劉弘自己做主！
在歷史上，‘陵邑經濟’并沒有被漢室歷代皇帝所重視，反倒是要修至皇帝死去的帝陵，讓國家經濟承受了巨大的負擔。
可作為后世人，劉弘實在太清楚，類似‘陵邑’這種人工制造的經濟熱點，究竟能產生多大的經濟效用了。
就拿后世的北上廣深來說，除了北京，有哪一個在明清時期，就屬于繁華大都？
算起來，估計也就是臨海的上海要好一些；明清時期的廣州、深圳，和‘經濟中心’幾乎挨不上邊。
即便不考慮這些，后世北京的房價，也足以讓劉弘對陵邑提起足夠的重視。
作為天子與皇后在死后長眠之所，漢帝陵的位置普遍不會距離長安太遠。
高皇帝長陵，北距長安三十五里；惠帝安陵，則位于長陵以西數里，距長安同樣不過三十余里。
文帝霸陵，位于長安城以東四十里處的霸水以東；景帝陽陵，位于長安城東北方向四十里處，涇水、渭水交匯組成的三角洲之上。
歷史上直到武帝一朝，豬爺將自己的帝陵選在了茂陵，才使得漢室帝陵與長安城的距離，第一次超過一百里。
帝陵距離長安普遍不超過五十里，換算成后世的度量衡，也就是二十公里，完全在‘長安郊區’的范疇之內。
而陵邑的存在，就類似于長安城的衛星城池，可以理解為后世的‘開發區’。
距離長安夠近，居民組成質量夠高，經濟實力雄厚，又有政策支持——這樣的地方，簡直是最好的人造經濟熱點了！
所以劉弘計劃在長安城附近，形成以‘陵邑’為衛星，長安城為中心的經濟圈，以促進漢室的經濟發展。
至于能用的方式，那簡直多了去了——學區房、特供房，乃至于廉租房之類的手段，都能讓漢室‘陵邑經濟’在很短的時間內發展起來。
而‘陵邑包圍都城’的建設思想，也將使得長安城的壓力得到緩解。
或許現在，長安城還能輕松容納功侯貴族，以及長安百姓，但劉弘很清楚：百十年后，等貴勛功臣、皇親國戚、宗室子孫人數越來越多，長安城的負擔就會越來越大。
而作為首都，長安又天然具備吸引天下人杰聚集的吸引力，又使得長安的負擔，在肉眼可見的未來會愈發沉重。
憑借一個個陵邑，讓長安城向著四周輻射，形成方圓百里左右的政治文化區，無論對于如今的漢室，還是對于將來的漢室而言，都將起到極大的積極作用。
這樣說來，劉弘挑選帝陵地址的原則，也就很明顯了——地形、地勢越符合經濟、人口發展，就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