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大于國’，亦或是‘先有小家，后有國家’的觀念，可謂是華夏封建史上，僅次于‘官員世襲制度’的落后思想。
在后世無數的事關華夏文明存亡的時間點，這個思想的存在，都導致了華夏文明受到了嚴重打擊。
三國時期，天下各大宗族門閥奉行的‘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里’，自是不用多說。
宋末蒙元入關，南方門閥世家覺得：左右不過是換個主子，并不影響生活。
即便是在滿清入關之時，勢力雄厚的晉商群體，也依舊覺得這是百年難得一遇的‘機遇’‘風口’。
在這種思想背景下，封建王朝末年出現某某某登高一呼，天下為之大亂的狀況，實在是太正常不過。
血統論和世襲制，劉弘還沒有改變的打算——畢竟封建王朝的皇位傳承，還是只能以父死子繼的世襲制，才能確保政權安穩。
但家與國的先后關系，以及重要程度排序，卻是劉弘必須要做出改變的點。
道理再簡單不過：屁股決定腦袋。
坐上了皇位，劉弘首先要想的，自然是政權的安穩發展，以及盡量長時間的延續。
要想達成這個夙愿，那愛國思想的建設工作，就必然需要提上章程。
須得一提的是，作為華夏民族最璀璨、最光輝的歷史時期之一，漢室享國四百余年，卻并沒有出現過十分明確的民族觀念，亦或是忠君觀念。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人民對君王、對國家的忠誠，幾乎都是以戰爭帶來的國家仇恨作為根基的。
就拿戰國末期的兩大世敵：秦-趙來說，兩國百姓之所以能緊跟國家號召，在必要時責無旁貸的踏上戰場，絕大部分的原因，都只是因為戰場對面，是殺死自己祖父、父親、兄長的仇敵！
而秦銳士之所以能享有‘虎狼之師’的威名，也只是因為秦的一紙軍功勛爵名田宅制度，將秦卒的對勝利、對敵卒首級的渴望提高到了極致。
說白了，秦-趙兩國百姓之所以能有那般高漲的戰斗意志，主要就是血海‘私仇’；秦這邊，又多了個‘殺敵進爵’的私欲而已。
對于國家外部狀況、戰略局勢，絕大多數百姓都不關心。
在國家稅賦提高，甚至僅僅是比其他國家高的時候，還很有可能出現戰國末期，關東各國百姓舉家前往秦國的‘叛國’之舉。
就連各國官僚、公卿貴族，在面對磨刀霍霍，勢必要統一天下的虎狼之秦時，也多有‘良禽擇木而棲’的想法。
而如今漢室，距離戰國時期才過去數十年，戰國遺風在漢室依舊濃厚。
拿如今，漢室與匈奴之間的關系來說，絕大多數漢人對漢室的忠誠，都并非是單純對劉漢政權效忠，而是多半出于華夷之防。
甚至于在漢室初，韓王信、燕王盧綰等人叛逃匈奴，乃至于后續叛逃的文人官吏，在做出背叛國家乃至于民族的事情后，都還能以‘各為其主’來解釋自己的舉措。
就算真有忠心于漢政權的，也大都是因為漢室初，劉邦對天下人‘授田加爵’之恩惠的感恩之情。
對于百姓，尤其是對于封建時期目不識丁、幾乎全民文盲的尋常百姓，劉弘的要求并不高——能出于太祖高皇帝的恩惠，對劉氏皇帝有一個‘應該不是壞人’的第一印象，劉弘就很滿意了。
至于后續的名望，也確實需要皇帝以身作則，實打實的照顧好百姓。
但對于官員，劉弘卻不能忍受‘良禽擇木而棲’的觀念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