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師只是謝絕了創辦中學。可沒說不辦教育啊。確實，為師一生所謀都，無他，唯教育爾，為師得你相助，任清河書院山長，于此可將一生所學，傾囊相授，而書院亦辦有蒙學，可為少兒啟蒙，待其成材后，可考取功名，亦可入書院就讀，如此，又豈需要辦立中學？畢竟，成仁必不想辦專讀八股文章的中學。”
意味深長的看了朱明忠一眼，朱之瑜之所以謝絕辦中學。最簡單的原因是因為，那個中學完全不同于他的想象。
“中學所學者，自然不是圣人學問。”
朱明忠并沒有掩飾他的想法，中學不會教授圣人學問，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他的設想，未來的中學應該是后世中學與大專的混和。
“老師，能考取功名的并不多，我大明重開科舉近三百年，所取舉人不過十萬余人（1），而取秀才者，卻不下百萬，而今時之世，鄉間童生何止數百萬？而識字者，更是不下千萬。”
過去，朱明忠雖然專注于實學教育，但卻對明朝的教育并不怎么了解，但選擇作為未來中國發展的突破口后，朱明忠卻發現明朝的教育普及性卻遠遠超出他的想象，與后世的人們以為明清時中國遍地文盲不同，遍地文盲識字率不到5%的是“我韃清”。反觀明朝，卻是中國古代教育最為活躍的時代，而作為代表的社學，這種較有特色的一種私立教學機構，在明代得以大力發展。明朝對社學的入學年齡規定：“民間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歲以下的孩子都可參加，入學時也不需要考試，招生數額也沒有限制，凡是愿意讀書的，都可以來參加。不過有些地區對兒童入學會采取強制性措施，如規定：“民間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也就是帶有強迫性質。
而且明代社學其最主要的特點就是私學的官學化，也就是社學教師的選擇權掌握在政府手中，社師的任免要由政府操辦，而不是聽任民眾自行推舉或擇請。社學的教學內容被嚴格納入正統教育的軌道，而且，政府在行政上有對社學進行監督的權力和職責。
也正因為兩百年間社學的推廣，在明代大抵上市井百姓皆能識字，不少人能粗通文墨，這同樣也是明代話本流行的根本原因——百姓識字。而反觀到了“我韃清”，明代爭奇斗艷的非但在文字獄下成為了過去，就連識字率也在不斷的倒退。
這種倒退甚至可以在忠義軍中有充分的體現，在忠義軍中年齡在30歲左右的，大抵上都識字，甚至不少人粗通文墨，反觀那些二十歲左右的，大抵上也就是只能認得自己的名字或者能認識三字經上的一些字。滿清奴役下不十五年的文明倒退嚴重程度，遠超過朱明忠的想象。
不過現在，江北、江南等地的社學正在緩慢的復蘇，畢竟地方為官者，作為讀書人他們皆愿意推動社學的建設。也正因如此，朱明忠才會將重點轉移到中學，畢竟，在這個時代，中國所欠缺的正是中學教育，而不是接近于小學的社學，畢竟，小學的目標，基本上就是讓百姓識字。
“而相比每科所取舉人不過區區數千人，所取秀才者亦不過數萬人，這些人或許精通八股文章、策論，但是卻不能滿足當下的需要，老師，如忠義軍中，陸師中，官佐需精通算術方才能測定距離，操縱火炮，于海師之中，亦需要觀測星相，而于民間工廠之中，亦需要大量人才，這些人才從何處來？”
看著朱之瑜，朱明忠繼續說道。
“所以，學生才意欲創辦中學，教育人才以補充民間所需，至于圣人文章……既然社學里已經學個差不多了，那自然也就不必再學了。”
甚至國語、語文之類的課程都不需要開設，朱明忠曾接觸了軍中的一些讀書多年社學的“童生”，他們國學造詣之高，遠超過后世的高中生，畢竟，他們當時的目標是為了考取功名，盡管他們之中的大部分，窮盡一生仍然考不上科舉制度臺階中最低的級別——秀才。
相比于后世的高中生，甚至大學生來說，他們的“語文知識”水平遠高于后世的大學生，甚至尋常古文學的本科生也不見得能與之相比。既然這些人學會的“語文”已經夠用了，那在中學里，自然也就無需再學了。
“那成仁，若是如此，那中學所學又是什么？”
朱之瑜笑看著面前的弟子。
“數學，物理、化學、地理、體育，嗯，還有音樂。”
這些科目是朱明忠借鑒后世的經驗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