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用怒吼了很有一會兒，但并沒有有用，最終也不得不偃旗息鼓，開始自言自語起來：“為什么這樣，為什么會這樣，什么時候貪墨也要被如此治罪了！國法甚嚴，國法甚嚴啊！”
在周用的世界觀里，貪墨就不算是什么，給京官送孝敬也是一種官場潛規則，但他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因這件事被治罪。
以致于，這周用被押解到京城后，周用直接說自己如果這也要被治以死罪的話，那大明天下大部分官員都得被治以死罪。
“不管他如何喊，一切按律處置，既已證據確鑿，也不管他認罪不認罪，你這個刑部尚書可以直接宣判！”
朱厚照很厭惡這種自己犯了事卻因為其他人也犯了同樣的事而覺得自己不應該懲處的人，也也就沒有因為周用的詭辯，而直接令刑部尚書林俊立即對這周用宣判行刑。
于是，沒多久，周用被被正式宣判，梟首示眾，剝皮實草！
對于朝廷的官員而言，這件事給他們的震撼很大，一部分官員沒辦法接受這種以法治國的方式，總覺得太過殘酷而紛紛準備辭官，在他們看來，收些底下人的好處，給上面的官員送些好處，都是官場正常的事，沒必要非要如此嚴辦。
但也有一部分官員卻對此大聲叫好，覺得這有利于肅清吏治，避免風氣敗壞。
這是大明舊式教育與新式教育并行后帶來的結果。
接受新式教育的官員大多出身寒門，又接受了國家思想和為民謀福祉的思想，再加上朱厚照本身的理想主義色彩的影響，使得這些官員很推崇這種靠律法治理國家的思想。
但也有許多官員因為受儒家仁德思想的影響，再加上對同階層的人抱有本能的同情心，且為大明社稷江山之安穩考慮，而不主張以嚴刑峻法治國。
“律法可以更改，但唐某認為律法當應從嚴，即改的更嚴，方能杜絕貪污**，方能引人以善，至少在民智未開之前，大明還不能減輕律法的治罪力度”，朱厚照的喉舌唐伯虎在京師大學關于律法如何更改的演講上如此說道。
而立即便有儒士謝榛反問道：“敢問民智如何才算已開，且先生可知秦二世而亡蓋因律法太嚴所致？”
“當百姓們不再跪在衙門前喊冤，當百姓們能自發反抗某位官員的暴政，當百姓們能知道組織起來和官府協商溝通而不是隱忍到無法隱忍時揭竿而起才告訴官府做得太過的時候”，唐伯虎說后又道：“至于秦二世而亡，雖因律法太嚴，可我大明律法本就不嚴，爾等可去比較之，大明律法不會因誤工而治罪，何況，唐某認為秦非因律法嚴苛而亡，而是暴政所致，秦國之律法已實行百年，非只行了二世！”
儒士謝榛聽后只是一笑，旋即繼續與唐伯虎爭辯起來。
朱厚照對此也沒有管束，大明律法要不要更改，如何更改，是整個天下人的事，他不介意這些人去爭吵，在他看來，這樣至少可以讓全天下人對大明這個帝國有一種參與感，且在這個參與感真正對這個國家產生感情。
無論將來的律法變成怎么樣，至少將來的律法是符合天下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的，那樣，天下人大多數人就會意識到這個國家的治理是自己在參與的，自己也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從而才會有對這個國家的歸屬感與民族情感，也才會主動去遵守這個國家的律法規則，畢竟是自己參與更改制定的，自己不遵守豈不就是否定了自己。
朱厚照相信如果真的讓全天下人的真的商量出一部適合大明眼下國情的法典，將來即便有外族勢力侵入，也會激起整個大明所有民眾的反抗之心，因為一旦帝國變成了自己參與治理的江山，那自己是如何也不會愿意她被外族奪去的。
但是。
朱厚照不得不承認這個貌似很難，帝國的士子們吵吵鬧鬧各處開演講開論壇，卻始終沒有達成一致，而普通的農民和工人似乎沒有參與這個活動的心思，官員們不敢表態深怕一不小心被拉下政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