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此二人對此是顯得非常謹慎，他們沒有急于召開會議，商量如何改革，而是兩個人先私下溝通，確定一個大方向。
“我朝商稅雖低，但是各地官府針對商人的苛捐雜稅卻是多不勝數，這河道要收費，過橋也要收費，到市集上還得交稅，統統都算起來可是不低呀！”王錫爵道。
王家屏點頭道：“言之有理，當年張居正改革，多半是針對賦役，然而，統一賦役，令許多百姓不用服勞役，農閑之時，還可以去做工或者做買賣，促進了工商業發展，但是張居正當時并沒有針對商稅進行改革。”
王錫爵道：“而繁雜的商稅，不但給商人和工匠，帶來沉重的負擔，同時令朝廷也是得不償失，因為這些稅入多半都沒有進入國庫。我私以為，若要改革關稅，首先第一步就是將商稅化繁為簡，由朝廷專門派人征收。”
“繁雜”意味著中央沒法控制，道理很簡單，朝廷是不可能派那么多人去收稅的。
就說這過橋費，那肯定是當地官府，或者有勢力的士紳在收，這錢是不可能進入國庫的。
化繁為簡，由朝廷專門征收，這恰恰就是王錫爵一直以來得主張，其實也是張居正的主張，就是加強中央權力，如此中央擬定的政策，才能夠得到很好的執行。
王家屏嘆道：“但是我們遇到的問題，也跟張居正一樣。其實這種種關稅，針對的都是一些小商人，而那些大富商，多半可都是有背景的，他們往往是連一文錢都不交。
我在衛輝府的時候，曾問過一些商人，為何要背井離鄉，千里迢迢趕來衛輝府做買賣，原因就是如此，一旦朝廷要加派稅收，首先遭殃的是普通農民，其次就是這些小商人，工匠。
如潞王府事件，當時整個衛輝府都被洗劫一空，但那些大地主、大富商不但安然無恙，反而借機兼并不少土地，大發橫財，若是由朝廷統一征收，那么我們勢必會面對這個問題，若那些大富商、大地主都不交稅，那此番變法必然失敗。”
許多人說明朝商稅收的少，導致國家沒錢，其實不是，明朝的商稅問題，根本就不在于稅多稅少，而在于交與不交，這跟農稅是一個道理，大地主、大富商都不交稅，稅收都壓在農民和小商人身上，每回加派稅收，洗劫的都是普通農民和小商人，那些大地主和大富商只要不犯政治上的錯誤，個個都是巋然不動，有時候他們跟朝廷一塊洗劫，有時候在后面慫恿那些小商人、工匠跟朝廷作對。
這就是關鍵所在。
這也是為什么百姓們都不看好朝廷改革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如果改善稅制，其目的是要減輕所有人的負擔，那誰來都行，乞丐都行，我上去就全免了，那除了統治階級之外，絕對沒有人反對，要真全免了，那官員吃什么。
所以只要是追求改革，不管是哪朝哪代，一定是國家財政出現問題，其目的就是要增加國家收入。
因為如果百姓的生活危機，朝廷只需要救濟，而不需要去改革。
改革一定是要增加國庫收入，換而言之，就是增加稅入，那么在基本盤不改變的情況下，你不去征收那些大富商、大地主得稅，增加出來的稅入必然又會落到百姓頭上。
這道理誰都明白，從商鞅到張居正，皆是如此，但成功的是寥寥無幾，最成功的的可能就是商鞅，張居正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當然，華盛頓其實也沒有。
問題就在于，金錢與權力的結合，真正能成為大富商、大地主的，必然是依靠權力，那么誰又會用自己的權力去征自己的稅。
故此，百姓對改革是深惡痛絕。
改來改去，我們交得稅是更多了。
什么改革，明明就是改割。
王錫爵嘆了口氣，道：“倘若我們直接說要向大富商征收更多的稅，估計朝中又會出現許多反對派。”
不說別人，其實他也是大富商，大地主，家財萬貫，只不過合理的稅收，他倒是愿意交。
王家屏道：“其實最成功的還真就是郭淡管理下的衛輝府，我仔細研究衛輝府，他的成功之處，在于他能夠讓那些大富商、大地主賺更多錢，同時又離不開他，如果那些大富商、大地主不交稅，他們不是得到的更多，而是失去的更多，故此衛輝府的權貴都主動交稅。可惜，我們沒有郭淡那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