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接第十七章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秦觀詞（五）
解讀這首《踏莎行》的第二條路徑是——與愛情無關。
第二條路徑是：這首詞是秦觀向朋友表達心跡之作。在經歷了趙君錫事件之后，秦觀畢竟連累了蘇氏兄弟，蘇軾雖然不說什么，但兩人的關系開始有些微妙起來。其他的朋友們也多站自蘇軾一邊，對秦觀頗有微詞。如在黃庭堅與秦觀的通信中，敏感的秦觀顯然察覺到了這種尷尬的局面。秦觀也是有苦說不出呀。雖然是無心之失，但錯得實在太愚蠢了！于是，朋友間的通信，一封封疊加著怨氣，所謂“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便是指詞而言的。“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這兩句在寫作手法上叫做“以景結情”，好處就是言盡而意不盡，但因為“意不盡”就很難考實了，只能各有各的理解。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連用兩則有關友人投寄書信的典故（分別見于陸凱在《贈范曄詩》“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和東漢蔡邕的《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寄梅傳素，遠方的親友送來安慰的信息，按理應該欣喜為是，但身為貶謫之詞人，北歸無望，卻“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每一封裹寄著親友慰問的書信，觸動的是對往昔生活的追憶和痛省。每一封信來，詞人就歷經一次這個心靈掙扎的歷程，添其此恨綿綿。一個“恨”字，將那無形的傷感形象化，好像還可以重重累積，終如磚石壘墻般筑起一道高無重數、沉重堅實的“恨”墻。
整首詞虛實結合、含蓄幽隱，情韻凄苦哀怨，催人淚下。蘇軾與秦觀“同升而并黜”，于貶謫之感體會尤深，故獨賞其“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留下瀟湘去”之句，曾嘆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并將二句書于扇面，永志不忘。王國維則賞其“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之句，以為凄厲深摯，并將其作為“有我之境”的代表。
歷代酷愛“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這兩句詞的人很多，他們的理解卻大相徑庭：有人說這是秦觀自悔不該離鄉入仕，更不該介入黨爭，也有人說這是秦觀因自己忠而見疑、信而受謗，于是呼天搶地，窮詰究竟······說法還有許多，而確切的答案也許在公眾話語里永遠也無法為人所知了，但這正是詩歌的魅力所在，是詩歌語言所營造出的歧義空間的魅力所在。
無論歧義空間的范圍有多大，反觀這首《踏莎行》，情緒上是悲愴而近乎絕望的，這是可以肯定的。這樣的悲哀在很大程度上是性格使然；與蘇軾、黃庭堅相比，秦觀是三人中年歲最小的一個，可是，卻是最早去世的一個。
這樣的描述似乎讓我們看到了容若的影子，也難怪容若深愛秦觀其人其詞，把他引為隔世知己了。但是，秦觀的悲哀不同于容若的富貴閑愁，他的經歷也不同于蘇軾和黃庭堅，他的生活似乎永遠在低谷里徘徊。有人說秦觀早年科舉失利，便頹喪得幾乎無以自拔，可見其性格的敏感和脆弱，殊不知那場科舉秦觀很可能根本就沒有參加——他不知道因為什么事坐了牢，這個牢還是皇帝的詔獄，可見事態的嚴重。好容易出詔獄后，已經傾家蕩產，只能求親告友，想謀一個教書先生的工作。自此之后，無論官場還是人生，秦觀幾乎永遠都在底層，也永遠都在經受波折，即便在死后，也因為黨爭的牽累，名列元祐黨人碑，書被禁、版被毀，子孫不得入仕。秦觀這一生，唯一的頂點就是他的詞（這甚至讓他凌駕于蘇軾之上，因為蘇軾以詩入詞，在當時過于前衛，并不被太多的人接受），而最有自信的生活便只是在歌樓酒肆之間、黛眉紅袖之側。
今天如果有人去郴州，可以在蘇仙嶺上看到一塊大石碑，碑上是秦觀的這首《踏莎行》，還有蘇軾的跋，由米芾題寫，因而得名“三絕碑”。一塊小小的石碑或許沒有什么看頭，可看的是石碑背后的這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