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沒有，那就是本朝事，本朝說，不過這地圖炮開的，的確有些過分。
由是坐著的官員，心思各異，甚至有些人，已經躍躍欲試……
作為新秀的夏言，已然知道皇帝心意，也知道皇帝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
此次提及朱高熾、朱瞻基、朱祁鎮、朱見濡、朱祐樘廟號之事，并非真的只是為了黑一把歷代皇帝。
更不是吃了沒事做，為了辱一番歷朝歷代，廟號未曾按照制度，嚴格執行。
這次所謂的商議廟號之事，只怕不過是一個噱頭，用來釣魚執法所用，為的是看清在場之人站隊如何。
是故夏言暗道：“果圣君耳，難怪老師如此心急，早早附和圣言，既然如此，我也需要表表忠心了……”
心中有了主意的夏言，打好一遍腹稿之后，在群臣還沒答復朱厚熜之前，便清清嗓子，起身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毛澄、楊廷和、梁儲、毛紀、蔣冕，然后伏拜宮磚奏對：“臣竊以為，毛尚書之言大繆，惟陛下圣明天作，能夠洞悉寰宇！
自漢以降，士大夫多為奴顏婢膝之徒，濫用謚號、廟號，本就不符圣賢宗廟制度。
以至于到趙宋之時，居然多為美謚、美廟，而無惡謚、惡廟，已然有失蓋棺定論原意。
邱文莊仲深（濬）公《大學衍義補·卷八十四》曰：‘《春秋》以一字為褒貶，一字之褒榮于黼袞，一字之貶嚴如斧鉞！’言深以為然。
廟號本為帝王之號，萬歲之后，嗣君祭祀先君所用，豈可如前朝一般濫用？
而毛尚書謂廟號乃太宗所定，經仁宗、宣宗所成，恕臣不敢茍同。
太祖定懿祖、熹祖、仁祖、德祖，四祖廟謚皆按古之禮法而來，始太宗伊始，為太祖高皇帝疊加謚號，后至宣廟為仁廟加廟號、謚號，此誠乃亂國之禮法也！
臣查閱《大明集禮》、《大明會典》、《諸司職掌》等典籍，未曾又見祖宗定制，凡帝王必有廟號之文。
臣不知毛尚書所言，祖宗成法何來，請陛下公斷！”
這番話可把楊廷和、毛澄二人氣得不輕，因為夏言這純屬于搗亂攪局。
本來這謚號、廟號規矩，就如同此前走東安門，文華殿受箋一樣，都只是潛在規矩而已，并無明文條例，欽定每個皇帝都需要上廟號，謚號規定多少字諸如此類。
但卻經過千余年的習慣，凡皇帝一般都會有廟號，至于謚號也是越來越長，到宋朝開始基本無惡謚。
可夏言偏偏要將此事抖出來，這楊廷和、毛澄二人還能心平氣和？
就如同收取碳敬、冰敬一般，皇帝都已經默認，你非要捅出來，讓大家面上全部無光，這誰人能生受？
潛規矩就是大家一同遵守，按照以往典例來就是。
少一點屁股決定腦袋的想法，多一些無為而治的念頭，頂多二十年，朝廷就能恢復往日生機，中興大明。
可顯然，朱厚熜并不愿遵守隱藏規矩，總是能夠給百官玩出一點新花樣。
如此下來，群臣何以放心，皇帝能夠中興大明？
可這個世界總不會缺少投機倒把之人，給事中徐景嵩、陳江、章喬、史道，翰林院嚴嵩、石珤、國子監賈詠等多人出言附和：“臣等竊以為，兵科給事中夏言所言甚是，謚、廟之事，自古皆是公卿議擬，天子定奪。
祖宗沿自前朝陋習，故而未曾更改，圣明無過于君父，洞悉其中弊病，故而指出予以改正。
《左傳·宣公二年》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如今既然已然知錯，又豈能知錯不改？
向使前華蓋殿大學士劉希賢（健），于弘治十八年，議定先帝年號為‘正德’之時，馬端肅（文升）公當即在吏部考選之時，以‘宰相須用讀書人’命題諷之。
臣等嘗聞《戰國策·楚策》有云：‘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是故臣等竊以為，前車之鑒，后車之師，值此之際，當溯本還原，重新制定宗廟制度，以免貽笑大方！”
這些人無一不是熟讀經史典籍之輩，三句話不離引經據典，說的朱厚熜心花怒放。
而且眾人說的有理有據，讓人足以信服。
哪怕是楊廷和、梁儲、毛澄、毛紀、蔣冕等人，有再多的話，也無法辯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