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德二倉之貯米也，凡十九萬，計十年得百九十萬。自世宗初，災傷撥補日多，而山東、河南以歲歉，數請輕減，且二倉囤積多朽腐。於是改折之議屢興，而倉儲漸耗矣。嘉靖元年，漕運總兵楊宏，請以輕赍銀聽運官道支，為顧僦舟車之費，不必裝鞘印封，計算羨馀，以苦漕卒。給事、御史交駁之。戶部言：“科道官之論，主于防奸，是也。但輕赍本資轉般費，今慮官軍侵耗，盡取其贏馀以歸太倉，則以腳價為正糧，非立法初意也。”乃議運船至通州，巡倉御史核驗，酌量支用實數，著為定規。有羨馀，不輸太倉，即用以修船，官旗漁蠹者重罪。
輕赍銀者，憲宗以諸倉改兌，給路費，始各有耗米；兌運米，俱一平一銳，故有銳米；自隨船給運四斗外，馀折銀，謂之輕赍。凡四十四萬五千馀兩。后頗入太倉矣。隆慶中，運道艱阻，議者欲開膠萊河，復海運。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馬家壕至海倉口，徑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疏上，遣官勘報，以水多沙磧而止。
神宗時，漕運總督舒應龍言：“國家兩都并建，淮、徐、臨、德，實南北咽喉。自兌運久行，臨、德尚有歲積，而淮、徐二倉無粒米。請自今山東、河南全熟時，盡徵本色上倉。計臨、德已足五十馀萬，則令納於二倉，亦積五十萬石而止。”從之。當是時，折銀漸多。萬歷三十年，漕運抵京，僅百三十八萬馀石。
而撫臣議載留漕米以濟河工，倉場侍郎趙世卿爭之，言：“太倉入不當出，計二年后，六軍萬姓將待新漕舉炊，倘輸納愆期，不復有京師矣。”蓋災傷折銀，本折漕糧以抵京軍月俸。其時混支以給邊餉，遂致銀米兩空，故世卿爭之。自后倉儲漸匱，漕政亦益馳。迨於啟、禎，天下蕭然煩費，歲供愈不足支矣。
運船之數，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為數至多。天順以后，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萬人。許令附載土宜，免徵稅鈔。孝宗時限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
憲宗立運船至京期限，北直隸、河南、山東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日，其過江支兌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通計三年考成，違限者，運官降罰。武宗列水程圖格，按日次填行止站地，違限之米，頓德州諸倉，曰寄囤。世宗定過淮程限，江北十二月者，江南正月，湖廣、浙江、江西三月，神宗時改為二月。又改至京限五月者，縮一月，七八九月者，遞縮兩月。后又通縮一月。神宗初，定十月開倉，十一月兌竣，大縣限船到十日，小縣五日。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閘。皆先期以樣米呈戶部，運糧到日，比驗相同乃收。
凡災傷奏請改折者，毋過七月。題議后期及臨時改題者，立案免覆。漂流者，抵換食米。大江漂流為大患，河道為小患；二百石外為大患，二百石內為小患。
小患把總勘報，大患具奏，其后不計多寡，概行奏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