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樹德沒有騎馬，而是和封氏姐妹一起坐在馬車內。原因也很簡單，小封（封都）懷孕了。諸將聞訊，紛紛賀喜，大王從赴援河東開始，五年里打了四年仗，有子嗣真的不容易。唯一一個不開心的可能就是折嗣裕了，他妹妹才是大王正妻，結果事情搞成這樣，實在憋氣。
坐在馬車里，邵樹德抽空研究了下夏綏四州的財政問題。
按照國朝制度，天下各州縣包括藩鎮在內都要實行兩稅法。然而在實際操作中，藩鎮漸漸“違法聚斂”，操作起來大走其樣，甚至根本沒有執行。朝廷一看這樣不行，必須加以整頓，尤其是那些不聽話的藩鎮。
兩稅法實施那會，天下藩鎮大體上可分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邊疆御邊型、東南財源型四種。河朔逆藩與朝廷之間關系很差，不申戶口，屢屢相抗，不過經過幾番討伐之后，最后基本都順服了，推行了兩稅法，向朝廷納稅。
河朔三鎮都這樣了，作為神策軍系的京西北八鎮，自然不可能例外。不過作為邊疆防御型藩鎮，京西北八鎮本來就入不敷出，全靠中央補貼錢糧，因此他們所謂的財政數據也就僅僅是給朝廷看看罷了，基本不解送貢賦，而且還需要朝廷額外調撥。
夏綏四州的賦役征收，按照正常狀態來說，主要是地稅、戶稅、榷稅這三大類。中和二年，邵樹德在外征戰，鎮內稅收慣性按照以前的方式征收，數據不全。唯有宋樂在綏州大力整理資料，給自己發了一份摘要過來。
綏州賦稅，目前是按照七千余戶的基數來征收的，這幾年的新移民及新編成的戶（比如軍士們）并未納入課稅范圍。根據朝廷兩稅法的規矩，目前平均一戶年繳納粟米三斛、絹兩匹半、錢280文，理論上可收兩萬多斛粟米、一萬八千多匹絹、兩千六百多緡錢。
這點錢，差不多也就剛剛夠養州兵，可能還差一些，又怎么可能養那么多虎狼般的軍士？而且，對農民們來說，這負擔也太“輕”了一點，必須加征！加征的部分主要在糧食，比例則不定。因為夏綏的財稅制度和朝廷一樣，原則是量出為入，即需要花多少錢才收多少稅，但總體而言，一個五六口人的家庭，耕三十畝地，一年在三斛地稅的基礎上，加征十斛都很正常。這樣他們全家也就剩下17-18斛糧食的樣子，離正常建康生活需要的22-24斛糧還有點差距，不得不吃糠咽菜彌補。
戶稅也差不多，因為需要給軍士們發賞賜，需要大量銅錢和絹帛。一年不過兩三千緡錢、不到兩萬匹絹的戶稅，完全不敷使用。而且戶稅和農民們的副業經營息息相關，副業不發達，你想加征也做不到。
綏州固然有蠶桑業，但產能也就那樣。倒是畜牧業還算過關，不過因為種種原因，對外銷路不暢，商業沒做起來，老百姓手里的錢也就不多。死命加征了一番，目前每年每戶也就征收三匹二的絹、不到五百文的錢，再也很難提上去了。
也就是說，中和二年綏州共征收了九萬七千多斛粟米、兩萬四千匹絹、四千六百多緡錢的正稅（榷稅主要在夏州、銀州），沒算軍屬農場的收入，且因為關中民戶、軍士都是外來戶，他們也未被納入計征范圍，大體上就這么多吧，基本都消耗在養州兵、給各級官員開銷以及州中開河事務上了，甚至還產生了點小小的虧空。
“這個千瘡百孔的財政。”邵樹德將文件放置一邊，心道：“待回到夏州后，一定要好好梳理梳理。正規的財政制度，是長治久安的基礎啊。現在天底下怕是就沒幾個軍頭能算對賬，財務上肯定一團亂麻，這就難怪軍士們要作亂了。”
頭枕在大封豐腴的大腿上，邵樹德幾乎想了一路的財稅問題，直到九月下旬抵達夏州時，他還在思考如何從拓跋思恭那里收取榷稅。
中和三年九月二十五，邵樹德入夏州，此時距上次出征討賊，已經整整過去了兩年零九個月。戰爭的硝煙暫時遠去，下面等待他的，是比戰爭還要艱難百倍的內部治理問題。
也許，這才是決定他能否蕩平天下的根本因素，而不是武力或者權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