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樹德現在急需摸一摸定難軍的家底。
粗略的他都知道，但現在戰爭在即，他需要更精確的一些，并估算一下，看看自己能夠堅持多久。
國朝財稅體系，大體分為上供、送使和留州三部分，即兩稅三分的格局。
具體到某一州，其刺史將屬州部分賦稅送至節度使、觀察使處，曰“送使”，剩下的留做州中開支，曰“留州”，節度使再將部分稅賦解送京師，曰“上供”。
上供部分，每個藩鎮都要交，即便是素來跋扈的河北諸鎮都不能免，或多或少而已。靠著這套體系，元和年間朝廷收到了總計三千五百余萬緡的賦稅（實物亦折算在內），是開元、天寶年間的三至四倍。
其實，單就人口來算，后世嚴耕望等人認為，雖然藩鎮割據，但武宗年間的人口未必比天寶年間少。不然的話，以明面上遠低于開元年間的稅基，即便財政改革，大幅度增加了商稅，中唐那會也不可能達到三四倍的財政收入——天寶年間800多萬戶，大歷年間一度只有130戶，結果兩稅法一實施，十年內變成了300多萬戶，并且在接下來五十年內增長到500萬戶，平均每戶6.63人，超過天寶年間戶均5人，著實了得。
黃巢入長安之后，各鎮上供都暫停了，或許未來會陸陸續續交。嗯，已經有一些恭順的藩鎮開始上供長安了，雖然皇帝還在蜀中。
但京西北八鎮本來就窮，暫時都沒交。河中這種富裕藩鎮更不用說，一年七十萬緡的鹽利全數截留，也難怪后來田令孜要搞他，未必是出于私心，是朝廷真的缺錢。
中和四年，經過四五年時間的發展，綏州戶口漸豐，墾田日多，全年地稅共收得粟麥雜糧41.42萬斛，戶稅得絹68480匹、錢12750緡；銀州地稅12.09萬斛，戶稅絹57920匹、錢11313緡；夏州地稅7.71萬斛，戶稅絹20960匹、錢4094緡。
這三個州里面，銀州百姓負擔應該是最重的，因為戶均人口只有3.2人，綏州是5.96人，夏州是5.53人。究其原因，還是大量巢眾編戶，剛剛娶妻，戶口太少。國朝收稅是按戶收取的，因此負擔較重，若不是該州數千巢眾跟隨出征宥州，一人得了四頭羊的話，日子怕是要很難過。
值得一提的是，國朝實行的是量出為入的財稅政策，即估算需要花多少錢，然后設定一個目標值，依照這個值來收取賦稅。天下諸鎮基本也是這個路數，去年打了兩場仗，繳獲實在太多，邵樹德便沒收太重的稅，讓百姓大大地喘了口氣，不再處于嚴重饑餓狀態了，甚至還有余力買牲畜回去飼養。
之所以如此作為，是因為此時的稅收體系非常粗陋。沒有互聯網，沒有大數據，基本就是軍頭想要多少，然后幕府大致估算下各州的富裕程度，定個數額，各州再層層攤派下去。過程怎么樣，軍頭不管，他只要錢。
邵樹德怕收得狠了，會逼死那些家里丁口少、田畝少的百姓。畢竟國朝的官制是有很大缺陷的，官吏數量也太少，與宋朝那發達的官僚體系和龐大的規模完全不好比，收稅太依賴地方了。
特別是藩鎮割據以后，州縣官職被幕府大量占用，幾乎處于停擺狀態，但幕府才幾個人？軍頭們收稅，可不就只能依靠武力，向地方攤派么？這個過程，必然是不平均的，地方鄉紳、宗族上下其手，一個不好，就會逼死不少人，或者逼著他們流亡，稅基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