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三位宰相思量了番，覺得高岳的這個方案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對于陸贄來說，他最反感的就是皇帝宣索和節度使進奉，敗壞國庫，現在嶺南每年五十萬貫的進奉，被杜佑留用為平叛軍費，這屬于公事開支，他不會有意見；對于杜黃裳來說，杜佑平叛成功了，體現他戰前決策的正確，若杜佑戰事不利，好啊，和他也沒有關系，反正不用他負責。
賈耽呢，和自己更沒關系。
總之，高岳擔起這個責任來。
這時高岳又開口：“如無異議，明日即宣牓子，在延英問對上將其定下來。”
其實高岳心中清楚，宰相制度大抵的規律是這樣的：
如果遇到唐太宗這樣英明神武、乾坤獨斷的皇帝，可能會出現群相制，即同平章事、參知政事、參預機務之類的英杰很多，太宗皇帝博采眾長，人盡其用，很難偏聽則暗，軍政大事絕不會有所壅塞；
如果遇到暗弱昏庸，或不思進取的皇帝，如晚年的玄宗皇帝，一旦對政務懈怠，凡事依賴宰相處理，必然出現相權的膨脹，然后便是首席宰相專橫獨斷，其他宰相不過伴食的景象，如李林甫、楊國忠。
當然大部分皇帝都是凡人，談不上多優秀，卻也談不上多無能，比如（刪去）......宰相班子可能長期是三四人的規模，不過這些人的均勢也不可能保持很久，其中總有一位，因做事有魄力、說話好聽、能協調好各部門關系，當然最難得的是極受皇帝信任的，會脫穎而出、“獨秉國鈞”，其他的便會成為輔助甚至備位的角色，不過這種宰相和李林甫、楊國忠還是有區別的，他們大多能和君主相能相得，把國政處理得很好，如本位面的唐憲宗與杜黃裳、裴度，又如唐武宗和李德裕。
現在的皇帝李適，根本達不到太宗的境界，所以群相薈萃的景象是不可能重現，只可能是第二種或第三種景象，對我高岳來說，我如此正直而有操行，自然走第三條道路，才最符合實際。
隨即高岳又說，朝廷雖不派客軍，但對嶺南方面還是應當有所支持，待到今年兩稅收取后，撥取三十萬石米，十萬段布帛，外加一千五百挺神雷銃、二十位虎踞炮、兩門大銅炮及相應彈丸、雷藥等，送至于廣州番禺處。
“如何行得？”賈耽發出疑問。
現在陸路去嶺南太艱難，而水路靈渠早已荒敗不堪，走海路倒是可行，然則我唐的海域，早被河朔、淄青所阻絕，本來走揚子江出海也可，但鄂岳到宣潤間的江段也被肆虐的**所斷。
“無妨，宣歙、浙西、浙東三地本身儲備的糧食布帛就很多，支援廣州的物資就地集中到揚州港出海，至于神雷銃打造和神雷藥的煉制，則集中在興元利州、城固，銀州蘆葭，慶州大昌原這三地炮銃局操辦，數量齊備后，齊聚京師，自東渭橋轉運院發，逆漕運道路，至揚州。揚州乃漕運（汴水、淮水）、江運（揚子江）和海運的樞紐地帶，炮銃彈藥會聚在此后，同樣揚帆出海，過浙東明州及福建停靠，再抵廣州即可。”
這時三位宰相點頭，看來蠻亂這個問題，基本上就如此辦理好了。
隨即是與西蕃的議和，高岳的方案，和當初在紫宸便殿中和皇帝密議時沒有絲毫差別，下面走個程序就行。
現在河隴光復，安西北庭也重新連通和京師的聯系，暫且已無必要再持續和西蕃打下去，重心應轉移到在新光復地區的營田、駐軍、理政方面來。
就此高岳便說，我唐江淮、東南物產豐富，糧食布帛數不勝數，光是蘇杭地帶每年產糧便有六百萬石，不過朝廷征收兩稅時，喜歡將物資折算為錢帛或其他種類的“輕貨”送入國庫或內庫里，大部分的米則留在當地州縣儲存，導致“錢荒”，傷害農人和工商者的利益；至于河隴地區，現在最缺的不是錢而是物資（用錢買不到布和米也沒用，畢竟錢不能充饑更不能御寒）。兩相權衡，不妨朝廷此后在東南地區的賦稅，一半用錢來支付，一半用布帛、米糧這些實物來支付，而后朝廷再將實物運到京師，再發送到河隴駐軍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