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便是第二個高峰，到大宋建國，云開月明，第一件好作為，就是把五代十國各藩鎮各割據政權的搜刮術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甚至還融會貫通、花樣翻新，所以大宋可能是天朝歷史上唯一的在開國初年都不曾實行“輕徭薄賦”的朝代（1）（如果有對此持不同意見的同學，可以直接反駁我），兩稅、雜斂、禁榷山海之貨課利，還有商稅、礦冶鑄錢、賣官鬻爵、賣度牒、炒官方地皮，花樣繁多，所以稅越重，需要的錢就愈發多，大宋就玩了命鑄錢，拼盡全力每年能鑄兩三百萬貫，但還不夠，便開始搞紙幣，最初紙幣倒還行，可宋朝畢竟是個“用盡前朝斂財之術”的，其增發的貨幣和紙幣，基本沒有什么用在增長生產的方面（2），而是無限制地被三冗給吞噬掉，王安石變法是變本加厲，目的就是把更多的錢搜刮到皇帝手里來，故而宋朝還是備受錢荒、紙幣貶值的折磨，到了蔡京時代更猛，“弱外實內”（玩命從地方搜刮，集中到皇帝手里去）的財政政策達到巔峰，當然最后金人來了，精準一擊，全部完毬，當然其后完顏構又前去長江以南繼續聚斂，這是后話。
事實證明，把錢從百姓身上聚斂集中起來，是沒有好下場的。
故而高岳不愿再把淮南兩稅所收取來的錢，交到朝廷里去，因為這樣會讓錢都囤積到京師里去，整個江淮就會更錢荒，錢荒便會阻遏商貿轉通，還會導致谷賤傷農、布賤傷工。
他索性用漕河，叫淮揚的商人們把貨物往京師里販賣，賣到了錢后，直接送到進奏院里去，領取等額的“楮幣”也就是匯票，再帶著這楮幣回到揚州來，領取現錢。
這樣，京師的錢其實還是京師內轉通，淮南的錢則也還是在淮南本地轉通。
高岳還就此設立個專門的兌錢機構，他拿今年兩稅里的現錢部分入股，外加興元、劍南、夔府、淮南的豪商們，還有興元護國寺的集資，建立一所“便錢質庫”。
而百姓們繳納來的實物，即布帛、米，部分高岳留下儲備于常平倉或軍資庫，負責賑災和軍糧所需，或送去釀酒外，其余的也委托商賈們，銷往他地，低買高賣，換取現錢。
最終，揚州城留后院前，一艘艘進奉船揚帆出發，船只里滿載的，除去規定上供的斛斗米，便是淮南特產的茶、藥、木器、珠寶首飾，還有從江南轉運來的絲綢紗綾、酒、瓷器等。
這不像是進奉完稅的船隊，反倒更像是支龐大的商船隊伍。
宣武軍自從董晉坐鎮后，風貌還是有很大改善的，董晉可是朝廷大臣，他到任后除去安穩人心外，隨后便雇傭軍卒百姓，好好疏浚了汴水渠道，撤廢掉沿路的埭塘，所以揚州的船隊到了汴州轉運院時，整個軍城都轟動起來。
許多里人、軍卒、婦人們都簇擁到這里來，形成個天然草市，揚州的錦、潤州的綾、常州的紙、蘇州的瓷器格外受歡迎，也有不少富貴人家躍躍欲試，對胡人精工打造的首飾格外感興趣。
連洛真在高樓上，曉得“淮揚貨”來了，都讓侍婢去買了幾段上好的彩繒來，又買了幾串茶，還有些紙。
很快部分商品就拋售出去，其實在來汴州前，于楚州、泗州的要津處，就賣出去不少了。
河陰處，整個商隊又換乘了入黃河的船只，載運著錢和剩余的貨物，又向長安城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