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在中國的一些場合說起這個話題之時，就不斷的有人跟我說，你不能否認文藝電影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感覺我一出現公眾場合就成了一個打嘴炮的導演，我覺得這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今天可以聊得更深入一點。其實不止一次有人像你說的那樣批判現實體現作者思想的文藝電影對社會有它的意義，甚至可以舉出許多有意義的例子。這個，我不否認。但現實主義到底是什么呢？所謂的揭露社會的真相，真相又是什么呢？”
尹子雄說完，看著幾位大師，幾位大師本想張口解釋，但立馬又沉默了。
“我并不是質問各位，這只是我個人的想法。新現實主義說我們要揭露社會的現實，批判社會。好吧，我覺得這個理念是歪的。首先，揭露社會，社會中不都悲劇，也不全是悲慘的事。”
“如果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天天發生的都是悲慘的悲劇，那這個國家估計離解體不遠了。那些悲慘的事有沒有？有，全球任何一個國家都有。但一個國家能正常運轉，那肯定積級的與悲慘的比例最少、最低是8：2，80%是積極的，20%是所謂的悲慘的，超過了這個比例估計這個國家就要動蕩了。一個國家的國民對社會的悲慘或傷痛的容忍度是有限的，如果真到了活不下去，那這個國家的國民一定會揭竿而起。但事實上呢？主流的國家都在向上發展。”
“那如果打著揭露真相的幌子，那能不能把社會真相中人們積極生活的一面也揭露出來呢？而不只是揭露陰暗的一面？一些電影人只揪著那20%的黑暗面，甚至20%都不到的黑暗面不斷的揭露，不斷的批判，這就是在走一個極端。”
“在事情的一開始，可能都是積極的，對的。剛開始揭露批判時也會對社會起到作用的，但是，當有些導演發覺到揭露與批判能帶來名利時，那么揭露與批判的對象是否真實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是否給導演帶來了名利。”
“我想說的是勵志電影是不是現實主義的一種，好多的真實的案例，都是主角如何走出困境，積極的面對人生的電影。這也是社會真樣的一面，那這是不是現實主義？”
“可一些電影導演把揭露神會批判社會等同于現實主義，但事實上現實社會不只是有這些的，這就是畸形的現實主義與作者電影了。”
尹子雄說著，然后開了一瓶水喝了一大口。幾位大師也不說話，只是等著尹子雄繼續。
他們怎么可能沒有表達欲？按照套路，他們不應該是跳出來打斷尹子雄，然后指責他嗎？
“然后我們再來看‘新現實主義’誕生的環境，‘新現實主義’是在二戰后興起的。那時候的環境是什么？是被***籠罩的政治與社會環境，所以要揭露***的丑陋面孔，所以‘新現實主義’起到了喚醒人民的作用。那樣的國際環境下，‘新現實主義’讓各國的人民從電影中看到了舊社會的丑陋，點燃了建設新社會的熱情。”
“但現在的環境是什么？時間過去快一百年了，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一些電影人還守著一百年前的理念來套現在的電影藝術，這還合適嗎？”
尹子雄攤了攤手，問道。
“啪！”朱塞佩·托納多雷狠狠的拍了下自己的大腿，興奮的說道：“對啊，需要革新的不只是電影技術，還有電影理念啊，那些都是一百年前的理念了。小伙子，你繼續說。”
“呃……”尹子雄剛剛還激情洋溢的發表著他的觀點，但這一被打斷……好吧，繼續。
“同理，我覺得新浪潮思潮它只是一小部分人自嗨的結果，卻被全世界許多的電影人捧為圭臬，這是有問題的。這也是西方社會新自由主義下的畸形產物，從存在主義的以人為中心、尊重人的個性和自由中發展起來的所謂的新浪潮的作者電影理念。但事實上呢？電影從來不是個人的，電影是大眾的藝術，所以，新浪潮的根本思想就錯了。”
“你說電影不是個人的，是大眾的？”81歲的羅曼·波蘭斯基皺著眉頭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