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就是這么個繁榮的世界，竟然轉眼就是內憂外患的戰火，直到山河變色，悲情滅亡。
明代萬歷年間，商業活動出名火熱，但要論火爆整個晚明年間的“商業活動”，卻首推賭博。
雖說明朝開國時，曾對賭博風氣重手狠打，《國初榜文》記載，明初老百姓賭博要斷手，官員賭博要罷官。以至于二百年里，明朝人聽到“賭”字就哆嗦。
可萬歷皇帝親政后，上朝都沒心情，“抓賭”也懶得做。《酌中志》更記載，萬歷皇帝本人就是此中行家，經常在宮里開賭，招來“司禮監掌印”“東廠秉筆”等一干太監，得空就賭得天昏地暗。
如此“帶頭”，大明朝的賭博風氣，自然沒幾年就刮遍城鄉。
于是，到了萬歷晚期時，明朝民間的賭博風，就有了各種震撼場面：《菽園雜記》記載，昆山等經濟發達地區，有了新賭法“葉子戲”，按照賭資來發牌，萬萬貫的紙牌，命名為“呼保義宋江”，百萬貫的紙牌，命名為“行者武松”，以此類推一百零八張，最便宜的萬貫紙牌，名為“浪子燕青”。
有“梁山好漢”站臺，這賭法自然火熱，江南地區從士紳到商旅，都是紛紛著迷。幾個牌面打完，成千上萬的錢財，也就嘩嘩賭出去。
北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賭風更是風靡各階層。《五雜俎》記載，北京城每年以賭博為業的乞丐，最少也有五六千人。
就連理論上“雙耳不聞窗外事”的讀書人，也紛紛扔下圣賢書開賭，《留青日札》記載的晚明杭州賭坊詐騙案，幾乎把府學所有的秀才都牽涉進去。
以顧炎武的《日知錄》里的痛斥：晚明江南的進士，登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聚眾賭博，甚至還有“以不工賭博為恥”的奇葩風氣——當官不會賭博？出門沒臉見人。
發展到后來，很多明代高官們，退休后也專開賭場，一邊賺錢一邊“發展人脈”，同樣是《日知錄》記載，諸如跑官買官等蠅營狗茍，當時都是賭一把的事。
明朝的腐化速度，可以參考賭博泛濫的程度。
越演越烈的賭博風，就似一個急速下墜的鐵球，牽著晚明的社會風氣，年年急速下墜。
韋寶講了一番賭的壞處之后，也沒有人反對，韋寶又接著說：“欺詐，不實誠，做生意不規矩，短斤少兩，欺騙，這些也是我們薊遼商人一定要杜絕的，一定要形成過硬的風氣，有過硬的信譽才成！為什么晉商的票莊能那么紅火？他們不就是靠這個在各地拓展生意的嗎？咱們薊遼商人只要齊心協力，破除這些歪風邪氣，咱們也可以有良好的聲譽，形成更大的組織！”
明朝農貿市場上，賣牲口的為了給牲口增加體重，上市時拼命給牲口喝水。特別是賣雞時，更是簡單粗暴，直接給雞灌砂子——就為多賣幾個錢。
明朝假冒偽劣貨物充斥的城市，就是南京北京還有蘇州。別說是日常各種百貨用品，都是殘次品充斥，就連這些城市里賣楊梅的，都是把生澀的楊梅，直接拿大棕刷用墨刷成紫黑色，竟就大模大樣的當熟楊梅賣。吃下去會有什么中毒后果？那就沒人管嘍。
發展到萬歷年間時，明朝的“假冒偽劣”風氣是越演越烈。當時的《天下水陸路程》等圖書里專門有提醒：做生意的從常州到浙江，這一路都要謹防騙子。到處是“接客之徒誆誘”，稍不留神就要被坑。蘇州閶門商業區上，琳瑯滿目的各種貨物，更要“不識休買”——簡直假貨扎堆。
錢莊誕生于江南，票號創辦于山西，據韋寶的了解，錢莊的歷史應該是早于票號的，而它們最大的區別在于服務范圍上。
錢莊好象只能完成當地的存款取款，也就是說在本地存進去的錢不能在外地支取，而票號卻更接近于現代的銀行，能實現異地存取的功能，是網絡化的金融機構，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當時的商人，免除了押銀的種種艱難與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