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二年（1622）四月，在遼東已經淪陷的情況下，明朝派監軍梁之垣帶了皇帝敕諭和3萬兩銀子自海路來朝鮮，要求朝鮮出兵和提供船舶。
光海君繼續虛與委蛇，稱不是他不想派兵，而是因為毛文龍在朝鮮境內制造事端，導致后金進攻朝鮮的危險增大，自顧不暇，難以派兵，并賄賂了7萬兩銀子把梁之垣打發走。
天啟元年（1621）七月，明朝將領毛文龍受遼東巡撫王化貞之命，襲擊鎮江，生擒后金守將佟養真。光海君對此事態高度關注，因為這意味著明金之爭即將燃燒到朝鮮境內。
在后金的報復性打擊下，毛文龍及一大批遼東難民涌入朝鮮境內，令光海君十分頭疼，他不僅害怕毛文龍會引來后金軍蹂躪朝鮮，還擔心毛文龍監視朝鮮，妨礙他的中立外交。
事實上，后金軍確實在天啟元年（1621）底越過結冰的鴨綠江，進入朝鮮追殺毛文龍，毛文龍逃到安州才保住性命。
后金軍的侵入有朝鮮邊臣的故意引導，甚至很可能就是受了光海君的指示。
光海君多次派人勸諭毛文龍躲入海島，最終毛文龍在天啟二年（1622）十一月進入椵島（皮島），暫時緩解了局面。
光海君雖然對明朝陽奉陰違，卻每每能妥善處理，令明朝消除疑心，比如當時的明遼東經略熊廷弼就認為光海君“其所以為我中國慮者，甚于中國之自為慮”。
仁祖反正后，明朝官員仍稱贊光海君是“十數年來忠順之臣”，質疑仁祖的合法性，遲遲不予冊封。
可見光海君對明外交是有一定巧妙手腕的。
光海君時期，努爾哈赤領導的建州女真部日益強盛，朝鮮北部的忽溫、老土等“藩胡”部落被次第吞并，藩籬盡撤，因此光海君從一即位就密切關注努爾哈赤的動態，強化軍事國防，注意情報搜集工作，主張“遠斥候、謹烽燧、慎間諜、明紀律”。
萬歷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稱汗，建立后金政權。萬歷四十六年（1618）內，朝鮮陸續收到努爾哈赤四封書信，傳達了所謂七大恨，并要求朝鮮不得協助明朝。
光海君正好被明朝的征兵要求弄得焦頭爛額，他深知“此賊養兵幾四十年，雖以天下之兵當之，勝敗未可知矣”，但迫于明朝和眾臣壓力，還是派姜弘立率軍一萬隨明軍出征，結果在深河全軍覆沒，這正是在光海君的預料之中。
光海君基于局勢判斷，自知朝鮮尚未擺脫壬辰倭亂的后遺癥，國力疲弱無比，而明朝也不足恃，努爾哈赤則蒸蒸日上。
他認為“以天下之兵力，不能折沖，以致攻陷大鎮，如摧枯拉朽，席卷長驅，而無人呵禁，則良平之謀、孔明之才智，恐不可防也”，甚至預料到女真之禍將會導致明朝內亂乃至滅亡。
所以他確立了“羈縻緩禍”的對后金外交基本方針，達到“姑為彌縫，以過兇鋒”、“勿令此賊飲馬于漢水”的目的。
然而朝鮮朝廷的主流意見卻是“斬使焚書”，采取依賴明朝、對后金強硬的政策，光海君對臣子們的高談闊論非常反感，指出：“中原事勢誠為岌岌，此時內為自強，外為羈縻，一如高麗所為，則庶可保國。而近觀我國人心，內不辦事，外務大言，試以廷臣收議見之，武將所言，皆是臨江決戰之意，其為可尚矣。然則今之武士，何以畏西邊如死域乎？不及考慮遠矣，徒虛語耳！……我國人終必以大言誤國事矣。”
此后，光海君圍繞對金國書問題，不斷與大臣發生沖突。
深河之戰結束一個月后，努爾哈赤就派人送來國書，表示理解朝鮮為報壬辰倭亂時的再造之恩而援助明朝，并要求明確回答朝鮮的對后金政策。國書中努爾哈赤的頭銜被翻譯為“后金國汗”（這是“后金”一詞的首次出現）。
備邊司對此持強硬態度，光海君則生怕回信刺激后金招來國難，最后決定將努爾哈赤來信報告明朝，同時以平安道觀察使樸燁的名義給“建州衛部下馬法”送去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