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寶將他自己對于大明現在的一些問題，以自己理解的方式說給皇帝聽。
財政危機與軍屯體系的破壞，首先是明朝的財政問題或者說明朝的財政危機。
明朝的財政崩潰的確是其滅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稅長期實行低稅率，這一點與漢代相同，與當時周邊各國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實在不高，同期日本稅率就高達百分之五十。
但與漢代相同的是，稅率低只帶來了國家收入的減少，而并未惠及民眾，因為少征的稅收歸于地主豪族，實質是負擔轉手。
地主的剝削使得低稅率意義不大。
但卻造成了國用不足，后來崇禎年間屢為財政問題所困。
明末民變初起之時，招撫政策的失敗，就在于招撫銀不足，無財安置起義難民，難民為了生存，只得降而復叛。
崇禎年間天災大旱，救災不力釀成農民大起義也與國庫不足有關。
至于后期加征“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導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滅亡，無不與財政危機有關，最后“闖王”迫近京師，因軍餉不足而延誤調兵入京，更可見危害之深。
后世有人說崇禎內府有千萬兩巨銀，實屬無稽之談。
從常理來講，崇禎在李自成兵迫京師的緊要關頭，社稷將亡之日，若有余財，何須要百官“納捐”，最終延誤調兵。
李自成入京時，國庫與皇家內庫已俱空。
明代的財政危機這般嚴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項重要財政來源的流失，即軍屯體系的破壞。
明初的軍屯體系曾有力的保證了軍費支出。
明代永樂元年，全**屯田子粒兩千三百多萬余石，而當年全國稅糧不過三千一百余萬石，軍屯田收入占全國稅糧的百分之七十多。
軍屯體系自明中葉以來逐漸被破壞，早在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廢，冊籍無存。上下因循，無官查考。以致衛所官旗、勢豪軍民侵占盜賣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無實。”
原本由軍屯負責的軍費開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從國庫支出，這意味著從此之后，不僅減少了一項巨大的財政收入，軍費開支成了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
而且以此之后，由于軍餉需要國家調撥而不能就地取餉，軍屯體系下軍餉主要來源于軍屯田收獲。
軍餉及時發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從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憂慮。
“萬歷三大征”，僅援朝之役就耗資700萬兩，寧夏之役耗資200萬兩，擂州之役耗資至少200萬兩。
后來的遼東戰事、國內民變，無不在大量消耗軍費開支。
天啟、崇禎年間因軍餉不能及時發放，兵變時發，兵士索餉嘩變，遍及各地軍衛。
明末農民大起義前期實力最強大的“闖王”高迎祥所屬部隊，多由明軍變節而來，就是軍餉不發的惡果。
拖欠軍餉甚至影響到了遼東，崇禎元年，遼東兵變，又是因軍餉所為。
而崇禎十七年，因湊不齊一百萬犒軍軍餉，而延誤了調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入京，則又是放棄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顆救命稻草。
若軍屯體系未廢，軍費充裕，足以自給自足，又豈有此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