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萬歷時期，東林黨和老福王的恩怨，東林一系的官員就拼命鼓吹要立潞王，史可法甚至編造出了朱由崧所謂“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大不可立的罪狀。
他們當然和朱由崧沒有親自接觸過，這純粹是由于因為政治動機編造的謠言。
而朱由崧即位后是個什么態度。
李清的記載是，“上寬仁，即位后從不追究，一日，閣臣及潞王事。上曰‘王，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李清是弘光一朝的官員，曾任大理寺左丞，對許多事情都是親歷親見，他記載的史料價值遠比那些道聽途說，輾轉抄襲的要高得多。
事實上也不單是李清，同樣在弘光一朝為官，和弘光皇帝親自接觸之后的東林黨人錢謙益，也有詩句表達對潑在弘光皇帝身上謠言的憤恨，“一年天子小朝廷，遺恨虛傳覆典刑。豈有庭花歌后閣，也無杯酒勸長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嫠面呼風羯鬼靈。奸佞不隨京洛盡，尚流余毒螫丹青。”
南明在短時間內覆滅，以史可法為代表的東林黨一系的官員難辭其咎。
他們因為萬歷時期和福王的宿怨，為了阻止朱由崧接位，編造了大量關于朱由菘的謠言，所謂的“七大不可立”罪狀，把他的形象丑化成極度不堪。
使得弘光帝從繼位一開始就喪失了在臣民中的威信，導致南明朝廷在短短一年里內斗不止。
而清軍能毫不費力渡江的直接原因就是當時明軍大將左良玉，聽信東林黨編造謠言而對弘光帝極度不滿，打著肅清朝政的借口發動內亂，置防清重任于不顧，把兵力指向南京。
而馬士英為了抵御，也把軍隊力量用在防止左良玉的內犯上了。
要說南明覆滅的第一罪人，史可法排在第二，就無人能排在第一了。
史可法等人在事前的昏聵糊涂也就罷了，但大量官員包括東林系官員，在和弘光帝有親身接觸之后，扭轉了自己的偏見，在自己的記錄里澄清了真相，還了朱由崧的清白。
倒是許多局外人，沒有親睹其聞，依舊把憑借道聽途說的流言誹謗當成事實傳播。
許多歷史學者寧愿采信那些荒誕不經，聳人聽聞的傳聞流言，而把最為可靠的李清等當事人的記載當作完全不存在一樣，置之不理。
說弘光才能平庸軟弱，也就罷了。非要造謠說他荒淫、童女，還把這種謠言當成確鑿無疑的事實來對待。
當然如果真要這么認為也可以，那就正視南渡錄中的記載，正視錢謙益的記載，拿出有說服力的事實根據進行駁斥，也是一回事情。
可有些人已經明確有當事人可靠史料澄清的情況下，就全當那些史料不存在，既不承認，也不反駁，還把那種謠傳作為真實到處散播，只能說這些人是缺乏基本歷史道德。
明代的皇帝，在明人當時的記載里有各種不同的議論和記載，有說好的，有說壞的；有平實的記載，有夸張的記載；有親自接觸和認真考證后寫下的記載；也有道聽途說的流言傳聞。
到了現代，越是那些夸張的、離奇的、荒誕的、古怪的記載，越是被主流歷史輿論當成是事實。
似乎許多歷史學家都是用一種小報記者窺伺明星**桃色新聞，捕風捉影，添油加醋的方式來對待明代歷史，唯恐記錄不夠夸張不夠離奇，不能吸引人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