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后來評價說，綠林好漢發家的東北有兩件事值得學，一件是王永江的生財之道，另一件便是郭松齡推行的軍需獨立。
郭松齡改革之前，在北洋軍閥不成文的規矩里，軍隊的軍需大權掌握在各級長官手中。換句話說，無論是軍需也好，軍餉也罷，能不能要來，能要來多少，跟下級軍官的編制無關，而與長官們的心情有關。
長官們掌握了這個權力，自然是看碟下菜，挾天子以令諸侯，拿著吃飯的錢和關鍵時刻能救人一命的軍需拉攏部下，打壓異己。久而久之，受到好處多的士兵就容易蛻變為長官們的私兵，成為長官之間爭權奪利的幫兇。
這個弊端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暴露無遺，張作霖當年一起發家的那幫老兄弟不僅失去了年輕時的銳氣，變得貪生怕死，而且任人唯親，沒一個具備把他老張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大局觀。每逢作戰，各部的精銳根本不是用于一線作戰，而是保護長官，而普通士兵由于平時克扣軍餉現象嚴重，也壓根兒無心作戰，剛一見血便四散而逃。
不然，以奉軍12萬余人的兵力，又豈會在短短六天之內就一敗涂地，竟讓直軍收繳了四萬余人的俘虜呢？與其說是一番激戰后無奈被俘，倒不如說是奉軍士兵主動丟下武器，只求茍活來得準確些。
如果這種弊端不徹底整治，即使奉軍數量再多，也仍然會是一群烏合之眾。因此，張作霖在痛定思痛之下，決定開展整軍工作。
甩手掌柜張學良當時正與日后成了他第二任夫人的谷瑞玉打得火熱，懶得理會日常軍務，將一切交給郭松齡全權處理，于是郭松齡就在他從戰場上保存下來的三、八兩旅率先開始了軍需獨立的嘗試。
這項措施在當時還是創舉，無論是哪個派系的軍隊都沒有這項制度，包括蔣介石的中央軍。因為這項制度嚴重地侵犯了各級長官們的利益，使他們再也無法隨心所欲的貪污軍餉了。
其實，很多事情，并不是難到大家想不出解決方案，而是聰明人都喜歡明哲保身，不去觸犯眾怒。
商鞅變法厲不厲害，當然厲害，秦國之所以能成為戰國七雄之首，全賴他奠定的堅實基礎，可是商鞅本人得到了什么下場？想想都不寒而栗。
也只有郭松齡這樣理想主義的二愣子，才會專注做事，不在乎后果。
郭松齡的整軍方式使得散漫的奉軍面貌一新，以至于在1924年秋進行的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出師大捷，所向披靡。
這一戰不但鞏固了張學良的繼承人地位，同時也使得奉系軍閥入駐京城，張作霖終于實現畢生夙愿，成為華夏實際的掌權者。
據張學良自己說：“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后，奉天方面取得了勝利。但是這次勝利的功勞不是我的，我沒有那樣的能力，實際上是郭松齡支持著我。”
60多年后，行將就木的張學良仍然對于這位年少時的良師益友頗多贊譽：“我最敬重郭松齡，我前半生的事業完全靠他”。
所以可想而知，當這位他最信任的人揭竿而起時，張學良有多么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