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長城沿線的走私活動卻越來越多，私市愈來愈盛。蒙古各部領主不限制走私活動，反而參與私市貿易。
漢人則通常會組成走私集團，專門經營皮毛、馬鬃、馬尾等畜牧產品。這種走私，一般是內外相通的，因而貨源多，獲利大。
在官市貿易受到嚴格限制下，私市貿易卻呈現出另一番景象。比如西北邊地茶馬私市就十分興隆。內地商人通過種種辦法將私茶運往邊地易馬，結果造成“番人上駟盡入奸商”。
就連一些邊防將吏、文武官員，也每每“以私馬竄易番馬，冒支上茶”，參與有利可圖的走私活動。
嘉靖年間之后，北方蒙古各部由單一的游牧經濟向半農半牧二元經濟發展，人口日增，生產生活物資需求更大，已不滿足于朝貢馬市貿易。
而明廷嚴格限制貢市規模，壓低馬價，并嚴禁鐵器入市，嚴重阻礙了蒙古社會上下階層的生產和生活，矛盾愈發尖銳，終于爆發了“庚戌之變”。
隆慶年間，俺答汗被封為順義王之后，明朝終于迎來了長時間的和平，馬市貿易也興旺起來。
其實，馬市貿易是雙贏互利的。一方面改善了明朝的財政狀況，和平環境的出現，也使明廷的軍費開支大幅度減少。
而明廷通過馬市稅收，又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此外，官營馬匹也是一項增加財政收入的途徑。
“互市中的上等蒙古馬，每匹只用銀八兩余，中等馬七兩余，下等馬六兩余，而民間折價一馬二十四兩”。
蒙古馬不僅質量好，而且價格便宜，堪稱“物美價廉”。官府購買一匹蒙古馬可贏利十幾兩子銀，運營得當，可是一筆可觀的財政收入。
但到了崇禎年間，對于關外蒙古諸部的態度時好時壞，馬市貿易又起浮不定。
可能是眼見察哈爾部難以協助明軍抗衡后金，崇禎又是革市賞，又是斷馬市，引得林丹汗在大同犯邊，雙方都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而在當時的形勢看來，虎墩兔雖然西遷，但對于后金依然有牽制作用。在宣大邊外，如果和平相處，也能起到屏障的作用。
但崇禎就心疼那點撫賞銀，借著邊外饑荒，竟想趁機餓死蒙古諸部，從而消除邊患。
但效果不敢恭維，插部犯邊，竟打到了大同，明朝軍民的傷亡和損失很大。崇禎又不得不恢復了市賞，窮折騰了一回。
現在，東江軍對戰馬的強烈需求，終于讓崇禎重視起來。而離秦皇島專用碼頭最近的，就是薊鎮。
在當時，薊鎮原有的馬市早就停了。一是喜峰口的黑峪關，二是三屯營，都屬于月市。
另外，還有開平、遵化、古北、馬蘭、燕河、臺頭等十幾處不定期的馬市，以及京師會同館官市。
兵部對于皇帝要重開薊鎮馬市的指示，倒是了比較詳細的資料。但也提到了關鍵的一點，那就是與誰交易。
薊鎮邊外是哈喇沁等蒙古諸部，在建虜繞道入關時，可是充當了幫兇的角色。與他們開馬市，顯然是不合適的。
對此，兵部也給出了辦法，那就是以開馬市誘插部東返，也就是讓察哈爾部重回故地，并借林丹汗的手，對通虜的蒙古諸部給以打擊或消滅。
崇禎看著兵部的計劃，覺得未必會很快見效。沉吟半晌，他決定讓太仆寺的官員前往宣大，從大同和張家口這兩處最大的馬市，采購戰馬和耕牛。
出于對戰馬和耕牛的迫切需求，毛文龍在奏疏中還提到，復州和蓋州的耕地，將使東江鎮通過屯田獲得大量的糧食。而朝廷準備發放的糧餉，可以先用來購買戰馬和耕牛。
說白了，不用朝廷另外花錢，崇禎也不必心疼。東江鎮等于是自己出錢來采購。
“還是毛文龍知道朕的難處，是真懂事兒呀”崇禎很是感慨，對毛文龍竟生出了幾分好感。
除了買馬之事，就是收復復、蓋兩州，毛文龍與袁崇煥的操作可謂是截然相反。
袁崇煥剛在遼西上任后，為了政績，便派祖大壽率兵“收復”了錦州和大凌河城。
然后呢，便是向崇禎要錢重修，一下子就得幾十萬兩銀子的工程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