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早上，劉堂春悠然醒來。只是外面的天空仍然一片漆黑，仿佛還在夜晚里似的。
人一上了年紀睡的就少。而且首都的位置比寧遠更靠北，早上起來之后，天空仍然一片漆黑似乎也完全可以理解。但起的太早，多少總有些麻煩。現在時間是凌晨四點半，酒店的早餐得等到六點半才開始供應。洗漱完畢后，劉堂春開始坐下來看起了資料。
援非醫療隊雖然是中國的單獨行動，但WHO等組織也會向醫療隊成員有意識的傾斜一些協助內容。尤其是因為非洲地區缺乏成系統的基礎醫療體系，同時也沒有足夠的計劃免疫資源——連藥物都短缺的地方，當然不可能推行有計劃的免疫政策。因此，一些在國內幾乎根本見不到的傳染病，在非洲這片古老的大地上仍然活躍著。
劉堂春看的就是這樣一份資料。身為工作年限超過三十年的主任醫師，劉堂春也是從那個國內醫療很差的年代里一步一步走出來的人。那些需要動用全國之力才能被消滅掉的疾病究竟有多可怕，他比那些年輕的醫生可了解多了。
當年那場轟轟烈烈的消滅血吸蟲運動，劉堂春雖然有作為醫護人員沒趕上，但仍然對此有所耳聞。實際上，哪怕到了今天，血吸蟲在國內仍然未被完全消滅。雖然每年的新增感染人數已經從原來的“地域性，集中性”爆發變成了現在的“零星感染”，但不得不說，經過長達六十多年的治療，中國仍然沒能完全消滅這一寄生蟲。
作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在長達六十多年的時間里，才勉強將血吸蟲的推算感染人數壓縮到了三萬七千例。而在完全沒有防疫工作和行動的非洲，血吸蟲的流行率之高，令人瞠目結舌。全球推算兩億例的血吸蟲感染患者中，90%以上都分部在非洲各個地區。而援非醫療隊也沒能幸免于難，不少醫療隊年輕成員因為對當地基礎服務的警戒心不足，或者干脆缺乏對血吸蟲的了解和認識。因此，這樣的輸入性感染病例也不少見。
劉堂春這次要去的是坦桑尼亞，正好是血吸蟲的高發地區。而他正在看著的這一份資料，就是由WHO提交的當地傳染病疫情報告。
老劉同志越看眉頭皺的越深，他簡直恨不得直接打電話去把自己的那些個不成器的非洲學生痛罵一通。坦桑尼亞最近的傳染病疫情真的不算輕，光WHO通報的疫情就有霍亂，炭疽，基孔肯雅熱三種。至于血吸蟲和其他寄生蟲，則干脆連精確的統計數據都欠奉——要統計這些在非洲人眼中的“常見病”感染率，實在是太困難了。
劉堂春不是公共衛生，寄生蟲或者傳染病專業出身，但這并不妨礙他對于非洲傳染病報以高度警惕。這也和急診工作的特征有關。會被送到急診室來的傳染病患者，一般都病情嚴重而且傳染性極強。自從**之后，國內的醫生們逐漸從原來的“重治療，輕預防”思想，變成了現在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而這樣的變化，是付出了血的代價的。
天漸漸亮了起來，劉堂春拿著文件，去酒店餐廳吃了頓早飯。這份文件昨天晚上他才拿到手里，今天早上是第一次看。而他越看，就越覺得肩上的擔子有些太過沉重。
這次前往坦桑尼亞的醫生一共有25人，其中大部分是眼科，普外，內科，婦產科和檢驗科的醫生。而專門的傳染科醫生則是一個都沒有。這也就意味著，如果需要面臨突然的疫情爆發，醫療隊成員很可能根本無法應對。到時候別說去支援醫療了，只怕醫療隊的成員們都會有危險。
“你起挺早啊。”七點半的時候，朱敏華教授終于趕到了酒店。他看著已經吃完了早飯的劉堂春，發出了感嘆。“一大早起來就看文件？”
“老朱，你得給我幫幫忙。”劉堂春放下了手里的文件，有些疲倦的揉了揉眼睛。“你和部里的人熟，能不能幫我問問，現在在非洲的醫療隊里有沒有專門的傳染病科醫生？”
“這我上哪兒問去？”朱敏華面露難色，“醫療隊雖然是衛健委從下面選派的，但也有外交部那邊的安排。名單哪里是我能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