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把醫學研究當做拯救蒼生的利器，但也有些人并不這么想。
對他們來說，研究只是一項工作。至于這項工作之后會取得什么樣的結果，獲得多么偉大的成就，這些人并不是很在意。
而萊納斯的情況比較特殊，他的情況正好介乎于兩者之間。
之前還在美國的時候，他的研究方向是過敏機制。之所以選擇這個方向，是因為萊納斯剛上大學的時候前往日本旅行，結果卻遭遇到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過敏——花粉癥。
花粉癥導致的嚴重過敏，以及隨之而來痛不欲生的遭遇，給萊納斯的心里種下了一顆種子。而在幾年后，這顆種子逐漸萌生出了嫩芽——他獲得了自己的免疫學博士學位，并且進入了帕斯卡爾博士的實驗室繼續工作。
在帕斯卡爾博士的實驗室工作的那幾年里，萊納斯學到了很多東西。從科學研究的方法，到研究問題的思路，甚至到“做人”的方法。
帕斯卡爾博士是個很講義氣的人。這個特質在美國人里并不算多見，而在美國的“科學家”們之中就更顯珍貴。正巧萊納斯是意大利裔，重視家人的習慣就像是刻在意大利人骨子里的本能一樣。這正好又和帕斯卡爾博士的性格對了個正著，這兩人不投脾氣反而是怪事。
雖然因為老帕來到中國而遭到了一些不公平待遇，但已經把這個謝頂的家伙視為親人的萊納斯并沒有因此記恨老帕。他明白，自己的這位老師有著崇高的理想和真誠的內心。如果有人認為帕斯卡爾的行動是為了私利，萊納斯會毫不猶豫的給那個說蠢話的家伙來上兩耳光。
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信任基礎，在得到帕斯卡爾博士幫忙的請求后，萊納斯毫不猶豫的放下了自己手里所有的工作，開始尋找起了相關的研究線索。
康復者血漿療法最早應用是在1891年——在血型這一概念被發現的十八年以前——一名來自德國的埃米爾·阿道夫·馮貝林醫生對一名罹患白喉的患者首先使用了這一療法。而隨后，這名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轉。這種療法在人類還沒有發現抗生素之前，被普遍用于治療其他細菌感染性疾病的預防和治療。
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時候，使用康復者血漿的患者絕對死亡率降低了21%。在1959年到1983年的阿根廷出血熱治療期間，未接受康復者血漿治療的患者死亡率高達43%，而接受了康復者血漿治療的患者中，死亡率被成功的拉低到了不足3%。
而康復者血漿療法最令人側目的成就，當屬1976年第一次爆發的埃博拉疫情。雖然數量不多，但應用了康復者療法后，兩名患者的癥狀都大大改善，并且最終存活了下來。在面對死亡率高達88%的剛果（金）埃博拉疫情面前，接受康復者血漿治療的患者居然全部生還。這幾乎是一個奇跡。
雖然康復者血漿療法效果顯著且歷史悠久，但對于這種治療方法的研究仍然不太充分。自從1962年人們開始發現了第一種有效抗病毒藥物碘苷之后，對于病毒治療的研究就開始向抗病毒化學藥物發展了起來。康復者血漿輸入療法缺乏高質量的隨機對照試驗檢測、采取和輸入血漿的過程中有感染風險、含有高滴度中和抗體血型的可及性差——具有高滴度抗體血清的恢復期患者人數少，血漿需求量和供給量差距懸殊且不可再生——這一系列的客觀因素，導致了康復者血清療法難以推廣且缺乏推廣研究的價值。
更麻煩的是，血漿作為一種血制品，本身就存在過敏性休克、輸血相關的循環符合和輸血相關的急性肺損傷等等風險。這從根本上就阻礙了康復者血漿療法的商業化、廣泛化臨床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