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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康復者血漿療法最大的缺點——捐贈者血漿中的抗體滴度不可控，帕斯卡爾博士有一個……不怎么人道的想法。
既然捐贈者身體內的抗體滴度水平不可控，那不如利用一下人體強大的免疫記憶能力。只要招募一批康復志愿者，讓他們再次接觸新型冠狀病毒，就能讓他們的身體在短時間內產生大量的抗體。一般來說，重復感染不會讓患者產生嚴重癥狀，并且還能讓患者在短時間內生成數倍于第一次感染時的抗體生成高峰。
從某種角度上來說，這就像是在對人多次注射疫苗一樣。
而這之后所采到的血漿抗體滴度會比自然康復的康復者血漿滴度高出很多倍。同樣是一份400ml的血漿，所能拯救到的患者數量也會倍增。
當然，這個想法只在帕斯卡爾博士的腦海中停留了一瞬間，然后就被他直接放棄了。或許在美國或者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巨額獎金的誘惑下，總能有那么幾個“勇敢者”挺身而出。自愿成為這種“人形自走抗體制造機”。但……在中國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中國人重視生命并且尊重生命。為了阻止疾病傳播，中國人能夠讓一座擁有一千萬人的城市瞬間按下暫停鍵。而十四億人竟然也能夠一起控制自己的出行，為阻止疾病傳播而停下腳步……帕斯卡爾博士深知，這種事情恐怕沒有第二個國家做得到。
對生命的尊重和愛護，讓這種“花錢買人去感染”的事情不可能在這片國度上發生。
那么，為了尊重和愛護生命，現在似乎是一個放下成見，重新審視過往經驗和寶貴財富的時候。在發現血型之前就開始使用的血漿療法，其本質和古人用上千年研究和總結出的中醫療法又有什么區別呢？
作為一名醫生，帕斯卡爾博士擁有著和孫立恩、徐有容、袁平安乃至全國三百八十六萬醫生一樣的道德觀念——只要能治好病人，哪怕是倒立蹦極也不是不行。
缺乏數據支撐所制定的康復者血漿治療方案，似乎就是一個讓醫生蹦極來治療病人差不多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