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面風未止，船已泊岸。
“郎君，下船了。”船夫吆喝道。
林閣主這才回過神來了，已經到了岸邊了，他久久不能平復心情，十年時光荏苒，如今憶起，卻仍歷歷在目。
她的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都深深刻在他的記憶里。
“雨墨，你的女兒很像你，她已經認我作了義父了，你放心，我定會救她出宮的。你于我無夫妻情分，可我們卻真真切切做了整整兩年的夫妻，我一直視你為妻子，從始至終，不曾改變。”
碧楓林中葉子沙沙作響，他踏上去，踩得咯吱咯吱的，此次他是聽聞這有一隱士收藏了諸多古樂器，還有一些甚至是早年墓中之物，于是特來造訪。
樂器又有八音之稱，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種。商周時代的樂器，已知有玉、石制作的磬，陶土燒制的塤，青銅鑄造的鐘，木制的配有絲弦的琴、瑟和木框皮面的鼓，竹制的篪、笙、排簫等。這些樂器中，吹奏用的有塤、篪、笙和排簫，彈奏用的有琴、瑟，打擊樂器則有鐘、磬、鼓等。其中，除了塤在遺址中常有出土外，其余幾乎都出自墓葬（主要是貴族墓葬），而琴、瑟、篪、排簫、笙等，目前僅在東周時期的墓葬中才能見到。
塤在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中就已出現，但尚未定型。商代基本定型。塤體為圓錐形，安陽殷墟、輝縣琉璃閣等地出土的陶塤都有五個按音孔。
鼓出現的時間也很早。早期可能有用陶土燒制的，稱為土鼓。木質皮面的鼓大多不易保存，所見多是朽痕。湖北崇陽出土1件商代銅鼓，應是仿照木鼓鑄成，可知商代所用木鼓的形制。從東周墓葬出土情況可知，鼓的下部一般都有木質或青銅的鼓座，無鼓座的安有木把，有的則是懸鼓。
磬的出現可能在商代以前。夏縣東下馮遺址出土的早期石磬倨勾部有孔，可供懸掛，外形與后來流行的石磬一致，但表面留有打制痕跡，未經磨平。經過測音，知音高為。商周時期的石磬，有的磬面雕刻有精致的裝飾花紋，如安陽武官村大墓出土的一件石磬，兩面都雕琢有精美的虎紋。不過，雕琢花紋可能會影響音質，所以不少石磬的表面僅彩繪出花紋，有些磬則用玉或似玉之美石制作。磬分單枚的特磬和數枚一套的編磬。商代編磬為三枚或五枚一套，東周時多為九枚一套。演奏時磬懸掛于磬架之上，每磬可發一音，音的高低由磬的形體而定：大而薄則音低；小而厚則音高。其懸掛次序為由大到小，即按低音到高音的順序排列。曾侯乙墓出土的石磬是目前所見數量最多的，出土時青銅磬架上懸掛兩層石磬，每層兩組（一組六枚，一組十枚），共計三十二枚。但從漆木磬盒中的磬槽、槽內編號和樂律銘文可知，總數當為四十一枚。
樂器在墓葬中的隨葬情況，當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反映。如曾侯乙墓有東、西、中、北四室。北室主要放兵器和車馬器；東室放墓主人的葬具和陪棺8具，并放置琴、瑟、笙、懸鼓等樂器；中室則放置編鐘、編磬、建鼓、篪、笙、排簫、瑟、鼓等樂器，鐘架旁邊還有演奏編鐘時使用六個木槌和兩根木棒，組成一個相當完整的“鐘鼓樂隊”；西室有陪棺一十三個。東室和西室陪棺內的死者均為青年女性，有人推測她們原是樂隊的演奏者或表演歌舞的女樂。
此外春秋時期則出現禮崩樂壞社會大變革。諸子百家思想異常活躍。呈現出“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改革之勢，儒家、墨家、道家所代表不同階級、不同利益、不同政治目的的學派，其音樂思想在各個階層中所反映的觀點互不相同。先秦時期儒家音樂美學思想專著《樂記》，是一部具有較為完整體系的音樂美學論著。成書年代一說為戰國時期孔子的再傳弟子公孫尼所作，一說是漢儒采用先秦諸子百家音樂言論集大成。全書舊傳二十三篇，現存前面一篇。從前面八篇看價值極高，寫作風格似出自一人之手，后面三篇應是記錄孔子及孔門諸人子夏等的樂論思想。
林閣主本就對樂史非常熟悉，熟讀《樂記》數遍，此次前來更是將一應功課做足，記錄在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