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糧食的豐收，從來沒有在幾年之內就能讓糧食增產一倍的。一下子生產了如此多的糧食國人一定吃不完，吃不完他們就不會擔憂明年缺糧，而不知道積蓄儲存，一旦遇上連續的荒年便會造成大的饑荒。
今年糧食價格太低，于是農夫在明年就不努力耕耘，雖然受益于新農具和耕作方法，糧食的產量依然不會太少，但相較于勤勞耕作之后所獲得的糧食其實減少了，這難道不是讓國家利益受損失了嗎？”
管仲正努力的向小白和寧戚證明自己的觀點，其實這對小白來說并無必要，但對這個時代的人來說，要想讓他們理解或者說認同這個“豐產不豐收”的邏輯還是有些困難。畢竟對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國家來說，能夠使糧食增產三分之一這樣“幸福的煩惱”他們是遇不上的，因為小白的到來，才使齊國有了豐收的可能。
“糧食的大豐收會有這樣的壞處？宰相說的話有失偏頗了吧？”寧戚對此很是懷疑，他問道：“就算隨著農具和耕作方法的改良，糧食多的吃不完了，也可以用來飼養豬狗這些家畜，六畜興旺發達難道不是件好事嗎？
當初宰相在談施政的時候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現在齊國農事發達，倉廩豐實，百姓年年都能過上豐年樂歲才能過上的日子。現在百姓只要不失農時，聽從田官的指導安心種田，便能過上好的日子，這樣的國家還不能稱霸嗎？”
寧戚如果生在戰國時代，那妥妥的便是農家信徒，或者能成為農家首領一般的人物。他不但精通于農事，對糧食的種植很是精通，還對牲畜的養殖尤其是養牛有很深的造詣，那可是寫出《相牛經》的存在。
而小白之所以認為他應屬于農家，那是因為他的思想與后世的農家很相似。都是認為農業是一切財富的基礎和來源，一個國家要想興旺發達只有靠農業。而像工業與商賈之業都要為農業服務，工業可以提供農具，商賈可以交易商品，都是服務于農業的。
而管仲的思想便有些復雜，他的施政和著述不但是法家的濫觴，又有黃老的思想在里面；他一方面在壯大齊國，使齊國稱霸于諸侯，無形中損害周王的權威，他的目的卻是維護周禮之制。
創新與復古，超乎常人的遠見與未能脫離時代局限性的眼光，造就了現在的管仲，并影響了后世千年。大概也只有后世呂不韋的博采百家之長的雜家算是繼承了他的衣缽，畢竟他們都出身商賈，在看待事務上有很多共同點。管仲說道：
“能讓百姓生活小康當然是好事，但若是讓百姓輕易獲得糧食便不一定是好事了。百姓太富有就不會聽使喚，百姓太貧窮他們就不敬畏法律。真正明智的君主，應該做到國庫里有十年的積蓄，但百姓需要糧食時，還是要從他們的君主那里獲得；他們需要錢財，也只能通過立功受賞的方式從國君那里得到錢財。
因此我們應該杜絕人民有牟取暴利的機會，限制他們獲利的途境，無論貧富都取決于君。如果能夠做到這樣，民眾便更容易受統治，君主的的權威有了保障，國家才能得到大治！”
小白聽到管仲的話卻不由想起了后世的資源詛咒，由于過依靠某種資源便可以讓大部分人過上好日子，便使人們在開拓其它領域時動力不足，反而給經濟增長帶來阻力而非助力。
這種資源詛咒不但影響經濟，還影響了不同的文明，就像非洲本身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良好的水熱條件，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卻反而是在更為干旱的新月沃地和尼羅河綠洲里產生了文明，而條件更優越的非洲反而沒有輝煌的文明。
現在的齊國糧食大豐收，百姓們并沒有投入更多勞動，卻能生產更多的糧食，就和上天賜予的資源差不多。這種情況下人們通常只看到了好處，只有眼光長遠，居安思危的人才能看到它蘊藏的風險。小白對管仲和寧戚說道：
“管仲說的有道理，人們對越容易得到的東西越不愛惜，小富即安既有利于治民，又不易驅使民眾。這都是我們日后要解決的，怎么樣掌握好其中尺度還是要依靠宰相把握。
寧戚所言也不錯，糧食這個東西從來是越多越好，當然如果能夠將糧食掌控在官府手中那就更好了。至于管仲你所說的豐谷之憂，今年我們是看不到了，日后能不能看到還不一定呢，如果齊國曰后真的需要用到，那也是幸福的煩惱啊。”
管仲寧戚齊聲稱是，到了現在小白也看出了點端倪，這場爭辯在一開始便起源于雙方爭奪農事方面的主導權。管仲對寧戚把持著齊國的農事，進而影響到齊國國政走向而感到不滿。畢竟有了小白對農具和耕作方式的指點，寧戚主持的農業取得驚人的成就，這勢必會使寧戚的聲望高漲。
聲望或者影響力是個看不見摸不著，但卻真實存在的東西，有了影響便能聚攏人心，進而造成更大影響。寧戚影響力的增強，便可以通過推動國政與財力物資向農事上傾斜，進而影響到更多與農事有關聯的領域，比如制作農具和倉儲賣糧的部門，由此也會掌握更大的權力，甚至對管仲的宰執地位都形成了挑戰。
本來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是不會發生的，那時的寧戚可沒有小白幫他在農事上開金手指，還需管仲的幫助和扶持。但現在寧戚深得小白賞識，又因齊國農事的大躍進而在國人中獲得了很大的聲望，以至于能夠與管仲分庭抗禮了。
小白在想明白緣由之后，只好在兩人之間和了把稀泥，讓雙方的矛盾不致于造成更大的對抗。在放下兩人爭辯的話題后，兩人明面上又恢復了往日的和睦景象，但內里到底如何可就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