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事”宣布后，“修武備”一項，便因眾多大臣反對而取消；其它各項雖然從慶歷三年1043年十月開始推行，但也無法貫徹下去。
僅僅這樣一點微弱的改革，當時一般官員已認為“規摹闊大，論者以為難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幸者不便，于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慶歷新政最后在守舊官僚的激烈反對中，宣告失敗。
經過嚴格考核，一大批碌碌無為或貪腐的官員被除淘汰，一批務實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狀況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開始有了起色。
正直的士大夫紛紛賦詩填詞，贊揚新政；民眾也為之歡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復興的希望。
慶歷新政失敗后，社會矛盾并未緩和，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冗兵資費更是加倍，矛盾又十分尖銳。宋廷財政空虛，就拼命進行搜刮。慶歷年間，農民和士兵的斗爭剛剛下去，各地農民又開始新的斗爭。
嘉佑四年1059年四月，刑部官僚上報說，由于民貧乏食，一年當中曾發生“劫盜”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一場更大規模、更為深刻的改革運動已在醞釀之中，這就是王安石變法。慶歷新政對熙寧時王安石的改革，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是在慶歷新政的基礎上擴大和深化的。
回憶至此，陸垚直接找到了慶歷新政失敗的直接原因，在中國封建社會，要改革封建官僚體制，說起來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來，卻似難于上青天，這對宋代來講更是如此。
因為在宋代，官僚地主階級在官員喪失世襲爵位和封戶特權的情況下，為了確保“世守祿位”，又參照唐制，制訂擴大了中、高級官員蔭補親屬的“恩蔭”制度。通過恩蔭，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級官員的子弟獲得低級官銜或差遣，且宋代恩蔭，不僅極廣，而且極濫，每遇大禮，“臣僚之家及皇親、母后外族皆奏薦，略無定數，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并“不限才愚，盡居祿位”。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貴族這一特權，無疑會因觸動官僚貴族的利益，而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
而慶歷新政卻恰恰觸犯了皇室利益。
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裁減冗官、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容。
這個大手術當然做不得。
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給北宋做的手術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北宋官員的俸祿是古代中國最高的。
而且，還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
也就是說，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觸及了。
因此，改革的反對者決不是少數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基礎。
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將，其辦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實行更戍法，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國防。而廢除慶歷新政，則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
當然，除此之外，圍繞范仲淹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朋黨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