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廷對繳獲物資賞賜最重者莫過于馬匹。馬匹是中國古代軍事對抗中重要的戰略物資，能否擁有一定數量的馬匹在戰爭中起著重要作用。宋代已失去對西部、西北部大片疆域的統轄權，缺少優質馬匹，而西夏、遼軍善于騎射，擁有難以抗衡的騎軍。因此宋朝對繳獲馬匹者多予以重獎，與生擒人口相同。宋太宗時規定獲上等馬賞錢10貫，中等馬賞錢7貫，下等馬賞錢5貫，以馬匹品質作為賞賜標準。之后標準有所提高，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繳獲1馬匹賜帛20匹。另外奪得衣甲器械者也可獲賜茶帛等，依據繳獲物資的數量、類別予以獎賞。
因傷受賞多帶撫恤性質，但也含有褒獎之意。如太平興國四年征戰太原時，天武軍校荊嗣率眾登先，手刃數賊，身受重傷，宋太宗召見時賜錦袍、銀帶。咸平二年，趙保吉侵犯麟州（今陜西神木，知府州折惟昌力戰受傷，宋真宗遣中使勞問，賜金丹、上尊酒、錦袍、金帶、名馬、器幣。宋神宗元豐二年，合門抵候、知雄州歸信容城縣李澤與遼兵格斗身負重傷，詔遷一官，賜絹50匹，宋廷常以撫恤的名義對受傷官員予以嘉獎。在登錄軍功時，受傷士兵還享有優先權。如宋真宗朝平定叛卒劉吁后，按慣例以首級論功賞，而左諫議大夫張詠先錄受傷兵士之功，其次為斬獲首級者。“是時軍情仰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張詠認為以士兵傷情作為登錄軍功的首要標準更符合戰前軍情，因此受到官兵擁戴。
剌探敵方軍情可獲酬獎。’宋太宗朝知制浩田錫認為刺探軍情非常重要，“狄中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探得凡有幾國否？幾國與匈奴為仇？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課若行，則戎狄自亂，戎狄自亂，則邊鄙自寧”。即用重賞募得間謀，離間藩國，使其互相征伐，交相侵害，最終達到不戰而勝的效果。
蘇轍也以為“三軍之事，莫親于間，賞莫重于間”，認為應高度重視對敵情的獲取，重賞刺探情報之人。宋廷專門制定有報告敵情的賞格，宋仁宗慶歷七年因西夏軍隊不時擾邊，詔令陜西、河東經略司“緣邊蕃漢戶有能先期來告者，與優賞之，仍定賞格以聞”。宋廷還曾設立了獎勵探報者的專項資金，如宋神宗元豐元年，專門劃撥給熙河經略司一筆經費，《作為刺探軍情的費用。最初因賞賜過輕，探報多有不實。“夫百餅之茶，數束之彩，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探報者并不用心刺探敵情，“近年探事人，徒有其名，至于酬賞，全然微薄，以致規邏之人，不肯探伺”。故宋哲宗元佑七年規定陜西、河東經略司以封樁或軍賞錢物作為賞赍來源，根據情報的實際價值確定酬金，較之以前有所提髙。宋朝軍功賞格中規定“規得賊情者賜物,如因此敗賊，優與酬賜”，探報若有助于戰況發展，擊敗敵人，則賞賜更厚，“如有探知賊大謀秘計，因此廣致克獲”者還可視為奇功。
宋廷通過教閱評定軍士的武藝高下，并重點獎勵高強精進者。北宋初期皇帝常親臨教閱,尤勝者按等級升遷，不過當時還未見有較為細密的教閱法。北宋中期以后教閱法逐漸受到重視和推廣,宋仁宗慶歷年間，韓椅在狹西設立弓彎挽強、踏硬、射親格，每年分春秋兩次教閱，被推廣至其他各路。
宋朝教閱法多具有針對性，依地域、兵種而定。如熙寧元年頒布河北諸軍教閱法，五年四月設立殿前馬步軍春秋校試殿最法，五月設立幵封府界諸縣教閱法，七年王安石建議設立御前閱試法,教閱五路諸軍，希望通過賞罰制度淘汰怯懦體弱之員，獎勵武藝精湛之士，“使一路皆為精兵”。
元豐四年，除設立首級、輕重傷等賞格外，還將幾十種難以明確歸類的戰功分為五等，稱為五等雜功，以考察戰爭中的實際表現為準。所謂“雜功”可謂名副其實，如按期輸送軍糧、陰陽官占卜應驗均可列為三等雜功，軍醫探取箭頭、治愈傷員列為四等雜功,急腳子及時傳送機密文字，獸醫醫治軍馬同列為五等雜功。南宋軍賞名目頗多，有川廣買馬賞、兩淮捉獲私渡賞、人戶起發海船賞、軍兵防托海道賞、諸州軍造鐵甲賞、土豪召募強壯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