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江府，丹徒鎮。
當崇禎十七年的年關臨近的時候，這處位于大運河和長江交匯處的商鎮，居然迎來了多年未有的繁榮氣象。
這一年對大明朝，對整個華夏來說無疑是災難性的。北京淪陷，東虜入主。好端端的大明天下已經走到南漢北虜，相互對峙的局面了。似乎東晉、南宋的偏安局面，就是大明未來最好的前途了。
凡是有識之士，誰不知道偏安不安的道理？自古偏安江左的王朝，不都是讓中原王朝給推平的？而本朝太祖這個“例外”，其實是興起于東南，而非偏安東南，性質完全不同啊！
難道數十上百年后，華夏神洲，又要迎來再一次的天傾了？
不過未來的天傾，對于活在當下的平民百姓而言，倒也沒什么影響。他們只顧著眼前的柴米油鹽，在這多災多難的世道當中，將就著活下去罷了。
而對處于南遷的大明朝廷直接統治下的鎮江府的升斗小民而言，一旨“免積欠、廢三餉，并免征田賦五年”的令旨，讓他們有了一種終于可以送口氣兒的希望。
大明的正額田賦說實在的，那是一點都不重的。可是“不重”的前提，是將田賦攤在所有的農田上，大家一起負擔。在天下大亂前，明朝賬面上的農田有七億多畝，實數肯定超過十億畝！
以十億畝田，擔負兩千六百萬石米面，每畝不過兩升米面，不過三斤半而已......稅率之低，已經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可在明朝中后期，大部分的土地都屬于士紳官僚，或者寄在士紳官僚名下，是不需要納稅的。可是朝廷再怎么減省，一年總得有一兩千萬的收入啊！
所以地方官府也不能完全不收稅，可他們又不能向士紳收稅。因此就只能向少數還擁有土地的小農和實際上已經沒有土地，但名義上還擁有土地的佃農收稅了！
另外，收稅這事兒也是有成本的！得讓貪官污吏去收啊，他們得從中貪墨啊......朝廷得一兩，下面的人怎么都得貪上二兩吧？
所以一兩千萬的田賦和加派（實際到手也就這點），到了基層就變成了五六千萬！
而且明朝從張居正改革開始，就提高了“征銀”的比例，在江南這里，除了漕米部分，其余都折色征銀。而這個過程，又讓壟斷鄉里的士紳有了買賣獲利的機會——如果大明朝能有一個正常的商業環境，倒也沒有什么。江南這邊米價高昂，白銀又多。折色征銀應該是利民惠民之政。
可問題是，從明朝中后期開始，士紳的免稅特權就擴大到了商業活動上面。他們不僅免納田賦，而且還可以通過偷逃商稅獲取暴利。
而在這種情況下，鄉村的商業活動就很容易被士紳壟斷——沒有他們的同意，外來的商人沒有他們的允許，根本下不了鄉。壟斷，肯定是沒好事兒的。所以壓在農民肩膀上的負擔，又一次加了碼！
而在歷來“重稅”的江南，名義上每畝不過三斗多一點的田賦，在幾次加碼后，落到普通的小農肩膀上時，早就超過一石了！
對于那些實際上已經沒有土地，卻還擔著名義的貧農而言，稅賦的壓力就更大了。也正因為如此，李自成喊出的“三年不征”口號，才會擁有如此巨大的煽動性。
而朱慈烺也知道這一點，所以在崇禎十七年十二月初的時候，向南直隸、江西、浙江等朝廷直轄地區發布令旨，宣布了“五年不征”，比李自成的“三年不征”還多兩年，同時還免了以往多年的積欠，而且還取消了所有的加派加征。
令旨一出，頓時就是萬民歡呼！
撫軍太子殿下果然是愛民如子，一定是太祖高皇帝在世啊！
因為稅收負擔大為減輕，丹徒鎮周圍的農人也稍許有了一點購買力，可以在這個年關將至的時候，到平日里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丹徒鎮上走走看看，買幾樣年貨，添幾件衣裳，看幾臺免費的大戲——免費的大戲，當然不是什么賀歲劇，而是由大元帥府宣教司出資贊助的抗清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