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攸說道：“黃巾、黑山雖平，天下未安，涼州之亂未息，今春二月，江夏兵又反，殺前南陽太守秦劼，幸賴荊州刺史王敏和繼任的南陽太守羊續平定之，夏五月，曰有食，秋八月，聽說懷陵上有雀萬數，悲鳴，因斗相殺，於今方入十月，武陵蠻又反，真是多事之秋啊。”
九月剛剛過去，去秋未遠，“多事之秋”四字算是應景之語。
武陵蠻素有造反的傳統，荀貞、荀攸對這件事并不吃驚，令他倆吃驚的是朝廷里發生的那件大事：“前太尉張延為宦人所譖，下獄死”。
張延是河內修武人，張良之后，出身名門，世代衣冠，他的父親在桓帝時做過司徒，他本人於去年五月被拜為太尉，乃是名之無愧的“公族”，於朝野間素有名望，連袁隗都想把女兒嫁給他的兒子，只是因為他兒子瞧不起袁家的家風，沒答應，拒絕了，但就這么一個名望素著的公族大臣，卻因宦官的中傷而被捕下獄，死在獄中。
荀攸嘆道：“黨錮雖解，權宦依舊勢傾天下，唉，今天子圣明，卻怎么就不肯聽忠臣之諫呢？”
為君者，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權力，本朝本就是依靠士族、豪強中興的漢室，經過近二百年的發展，士族、豪強的勢力已發展至頂峰，尤其近代以來，士族間風行“品題人物”，以之壟斷輿論，大量的士族晚輩由此得以出頭，如今把持朝廷、州郡大權的除了閹宦子弟，即多是士族子弟，寒士寥寥無幾，前漢開國初“布衣將相”的局面早已不復，也不可能再復了。
面對這種情況，當天子的怎會無悚然懼怕之驚憂？加上當今之世，被舉薦之人視他的舉主、被提拔之吏視提拔他的長吏為君父，以臣子的身份事之，這就更加強了士族間的抱團和士族的影響力，對皇權是個極大的威脅，天子只能借助宦官來與之抗衡。
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在先帝年間，先帝用宦官抗衡士族，今天子亦如是。今天子於光和元年設立鴻都門學，召擅辭賦書畫之人入學，并從中擢用顯拔，授以重任，其中固有今天子好書法之故，然亦未嘗沒有今天子欲以之同宦官共同壓制那些學習儒經的太學生、士子之故。
荀貞對今天子重用宦官的原因是頗為理解的，但話說回來，他雖然理解，可閹宦確實是為天下的大害，而且最重要的，他是“士族”的一員，就算不像其它一些士子那樣，說些“為天下百姓”這樣道貌岸然的話，只為了他自身的利益，他也得和士族保持一致，和宦官進行斗爭，就如他雖同情造反的百姓，卻也不得不為了“本階級”的利益而鎮壓黃巾、黑山起義。
荀貞知荀攸不是猶豫善變之人，斷不會因張延下獄死而對“誅趙”產生動搖，但為了增強他的信心，對他說道：“‘陰極生陽’。遠的不說，從先帝年間到今，中官竊持國柄已達數十年之久，父兄、子弟、姻親遍布州郡，并皆貪暴，天下疾之久矣，民道路以目，士奮發自礪，雖耄耋、孺子亦惡其行，無不欲誅之，‘盛極則衰’，公達，以我度之，閹宦之亡為時不遠了。”
宦官興盛了已有幾十年，各方面對他們的不滿都已積累到頂點，接下來就該爆發了。
從這個角度說，袁紹之所以能誅宦成功，有他個人名望夠高、膽勇夠強的原因，但也有時代的推動和時代需要的原因。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即所意也。
荀貞和張延的家族沒有過什么交往，但他既志在誅趙，以揚名天下，當然就不會對張延之死沒有表示，況且張延是河內修武人，河內與魏郡相鄰，離得不遠，因此他做出了一個決定，對荀攸說道：“張公乃公族名士，名播海內，今遭讒，身死獄中，他家離魏郡不遠，我本當親往吊之，奈何二千石不得擅離境，公達，你與阿福代我去一趟吧。”
張延家世簪纓，門生、故吏、故交很多，去給他吊喪是一個很好的揚名機會，也是一個結交同道的機會，荀攸應諾。
荀攸是荀貞的族侄，能夠代表荀氏，徐福是荀貞的家臣庶子，可以代表荀貞。
略微準備了下，次曰，荀攸、徐福即離縣，乘車趕赴修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