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一方面對技術從根本上重視不足，另一方面從潛意識里又拒絕變革。作為儒家禮法的核心，祖宗崇拜的原則和實踐，對于中國古代的政治、法律、社會等諸多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宋朝，這種原則即所謂的祖宗之法，而嚴守祖宗之法在實踐中的表現之一就是“期于慎守”，對于改革采取一種保守的態度。面對變革，守舊派會搬出祖宗之法的論調，表示反對變革。
熙寧變法時期，宋廷重視并大力發展軍事技術，建立了以軍器監為核心的兵器生產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兵器生產狀況，軍器監在兵器研制和改良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而哲宗即位后，守舊派當政，新法各項措施絕大多數被廢除，軍器監雖然未被罷廢，但也被嚴格限制。
宋代統治者對于軍事政策是矛盾的，即認識到軍隊重要性的同時，又擔心其威脅自身統治而對其加以限制，通過提高文臣地位來抑制武將，形成全社會重文之風，這樣的矛盾政策，必然影響軍事技術政策的制定和發展。
北宋建國初年統一戰爭之際和熙寧變法時期，朝廷比較重視軍事技術，新兵器的研發和民間進獻兵器的記載屢見不鮮。
但是由于重文政策的影響，知識分子對科舉入仕趨之若鶩，將注意力都集中在科舉考試上，對于軍事技術，縱然不輕視，也不會重視，即使涌現出各類的新兵器，多數也未能投入大規模生產，在實戰中的價值也不高。
宋代兵器生產和管理機構多由文官負責，文官僅是重政務輕技藝，發展技術不是其所長。縱然有如曾公亮、沈括等能夠對軍事技術發展有所貢獻，也只是鳳毛麟角。
重文輕武理念之下，消極防御的戰略意圖也影響了軍事技術，即偏向防御，趨于保守。
北宋時期火藥兵器雖然出現，但在實戰中運用并不普遍，由于整體趨于防御的戰略意圖，宋代的防御型兵器獲得了發展，典型的是以弓弩為代表的射遠類兵器，如床子弩，神臂弓等，偏向于防守。
儒家思想和重文輕武理念，對于宋代軍事，正面和負面均產生了影響，總體上講，弊大于利。
再有就是宋朝的政治變化對軍器監影響也很大。
軍器監成立之初，正值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熙寧變法開展之時。統治階級對軍事技術政策也十分重視，軍器監成立后即由變法派重要人物呂惠卿任負責人，可見當時宋廷對軍事技術的重視。
在國家政策的鼓勵下，民眾進獻武器的熱情比較高，由于統治階級對軍事技術的重視，在兵器生產過程中嚴格監管，兵器質量與之前相比有了很大提高，對宋朝的軍事行動也做出了貢獻。
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高氏聽政，守舊派當政，數年之間將新法廢除殆盡，兵器生產的措施自然也不能幸免。
元祐元年又下詔令太仆少卿高遵惠會同工部官員、軍器監內外作坊以及及諸州都作院監官，大幅削減兵器制造數量，之后對各個作坊也幾乎不再檢查監督，“并權住勿造，于是數年之間，督責少弛，不復以戎器為事矣”。
兵器生產在這個時期幾乎處于停滯狀態，軍器監雖然沒有被罷廢，但是其職權被嚴格限制。
哲宗親政后，開始恢復神宗時的政策，徽宗即位后，更將之達到巔峰。紹圣三年，有司言：“州郡兵備，全為虛文，恐緩急不足備御，請稍推行熙寧之詔，從之”。
元符二年，“臣僚奏起造神臂弓，于是軍器監所造歲益千余弓”，但是各級官吏為盡速升遷一味奉承，只求速成上級任務而不顧及實際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