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奔蜀，因追思張九齡的卓見而痛悔不已，遣使至曲江祭張九齡，追贈其為司徒。
初唐以來，文學變革的主要力量來自一群社會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認，他們的成功同某些具有遠見的權勢人物的支持有一定關系。
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舉薦楊炯為崇文館學士，楊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之語，稱頌薛氏對他們的文學事業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時間造成很大勢頭。
四杰、陳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龍、景龍年間，應制之風大盛，詩壇有故態復萌的趨勢。
在開元前期，身兼執宰大臣和作家雙重身份的張說、張九齡對扭轉這一趨勢起了重要作用。
他們的詩，雖因地位關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報效君主的表述，但內中同時也包涵了積極求取自我人生價值的熱情，因而能脫出徒為虛飾的宮廷文學陳習，具有感人的生氣。
他們作出的表率和對眾多優秀詩人的獎拔，使得唐詩的變革和發展得到有力的延續和推進。
張九齡七歲知屬文，有文名，張說稱他“后出詞人之冠”，有詩《感遇》12首，名列《唐詩三百首》第一首，和陳子昂的《感遇》38首相提并論，其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聯，更是他高潔情操的寫照。
另外，張九齡的五言律詩情致深婉，如：《望月懷遠》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唱絕千古，可以說，他是張說之后又一個既有權位又受人欽慕的文壇宗匠。
張九齡的詩文創作在精神上和張說有一脈相承之處，他高度評價張說以王霸之氣充實詩文，在他的詩里，也不時可以讀到“中覽霸王說，上徼明主恩”，“弱歲讀群史，抗跡追古人，被褐有懷玉，佩印從負薪”之類的句子。
但是，和張說的詩歌重在謳歌功業抱負不同，張九齡的詩歌更多地表現在窮達進退中保持高潔操守的人格理想。
在遭李林甫排擠罷相后，這種態度尤其鮮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會政治，追求經國之大業和不朽之盛舉，另一方面又力圖持超越態度，把“仕”和“隱”這一對矛盾和諧地統一起來，不愿為追求功業而屈己媚世。
這種進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當時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動姿態設計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業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詩的兩條主要軌跡。
在藝術表現上，張九齡的詩歌不像張說那樣直抒胸臆，而是以興寄為主，顯得委婉蘊藉。
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寫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
這些詩篇受楚辭的影響較多，但情辭委婉，在古典傳統上，可以說是兼有“風”、“騷”的情韻，高清瑩的襟懷的契合。
他在藝術上著意追求“言象會自泯，意色聊自宣”，即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這就使他的一些寫景詩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極貌寫物、工于形似的表現手法，而在主客觀的交融中大力加強抒情意味。
張九齡寫月夜的詩，情韻最為雋永，如《西江夜行》《望月懷遠》。
這些詩中所展現的澄澈柔美夜景，處處滲透著婉約深長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語，哪是情語，詩里的物色和意興已經渾然一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