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約莫一個時辰，那些同伴陸陸續續的回來了，坐在一起閑聊片刻，說的也都是些西班牙人隊華商的壓迫的事情，正與他們今日的遭遇來了個交相輝映。
第二天，唐興遠便沒有隨陳元良去潘學忠那里，而是與一個同樣到此收購香料的同伴一同出發，把這個戲作足了。
經過了昨天的爭論，以及一夜的思量，待陳元良抵達潘學忠家中的時候，后者已經有了些許為昨日的失禮而心生愧意，只是他的立場仍舊沒有改變——原則問題，是不會為了顧忌對方的感受而輕易改變的。
“不造蓋倫船，就造些商船，運再多的貨也就是給那些鬼夷賺錢的。真不明白，他們怎么就那么鼠目寸光！”
那一臉的恨鐵不成鋼，著實讓陳元良笑出了聲來。見得老友如此，潘學忠又是一陣的沒好氣。只是沒等他再與陳元良聊聊關于西方殖民者對南洋華人的壓迫的舊事，寄希望借此喚醒其人的一些同感，卻是那陳元良率先做出了反應。
“士農工商，四民之末，兄長還在寄希望于朝廷？”
崇禎年間的那次屠殺暫且不提，那時候畢竟已經是即將亡國，遼東的滿清和關內的流寇都已經讓大明朝廷撓破了頭，哪里還顧及得到南洋的事情了。但是早在萬歷年間的那一遭，天子一度為此勃然大怒，可卻仍舊沒有出兵征伐，這既是國力所限，亦是在于呂宋盛產金銀的謠言告破，當收益低于預期和投入，行動便宣告取消。
這本沒有什么好稀奇的，可是那一次的軒然大波之中，明廷最后卻是以“中國四民，商賈最賤，豈以賤民，興動兵革，棄之無所可惜。”也就是說，明朝認為這些跑到菲律賓的人都是商人，而商人是不值得朝廷為之動武的。
放在整體的事件前后去看這個說辭，更像是一塊為沒有出兵為那兩萬漢人復仇而扯出來的遮羞布。只是，這個看似符合重農抑商理念的借口，卻恰恰將大明王朝的臉面丟了個干凈，稱得上是一個可笑至極。
陳元良說的就是這樁舊事，朝廷對他們這些身在域外的子民往往是習慣性的放任自流的。這與明初時鄭和七下西洋，還要到爪哇去征討華人海盜、授予僑領官職，以及討伐不臣，憑此來加強王朝在南洋的影響力是截然不同的。國力衰退，這其一，但更重要的還是在于國家的重心不同的緣故。
對此，潘學忠自是明白，當即就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同時，他更是表示此番如斯，說到底還是對粵海商業同盟背后的勢力存了希望，只是沒想到仍是這般畏首畏尾的。
“兄長，以愚弟之見，還是要先設法走出去，才會有這樣的機會。一次便把事情都敲定下來，誰又能保證日后不會有反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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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先生那里，在下已經勸說過了，其人亦有悔意。于是，在下便勸解說是先造商船，等以后有機會了再造那蓋倫船。他說要考慮考慮，我看是十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