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下東、西兩路總管擔心敵各地勤王軍入京，給我們攻克大都造成困難，吾以為敵勤王軍未必能及時趕到，即便能云集大都，但對我們來說卻是難得的戰機”江鉦言道。
“下官也知將敵聚殲于大都，對我們日后出擊草原，深入漠北作戰極為有利。但是我們能否一口吃下幾十萬的敵軍，下官對此并不樂觀，還請江副使解惑”韓振拱手道。
“諸位發現沒有，當下蒙元面臨的局勢是否與當年女真南下二攻開封時，我朝備戰的措施相似呢”江鉦雖然不擅長領兵，但出身世家，對過往戰事深有研究，可以說是當下大宋軍事理論上第一人。
按其所言，當時女真二次南下攻開封與第一次汴京之圍時的情況差不多，北宋朝廷在面對金人鐵蹄再次南下時，同樣詔令全國各地”守臣自將，倍道并行，星夜前來，殄滅虜寇“。尤其是在發現金人已經抵達開封城下后，更是以“軍士復補官資，百姓免五年租賦”的優渥條件，號召全國軍民勤王。
可問題也出在這里，第一次汴京之圍時，為解京師之困，宋廷同樣下旨詔令各地出兵勤王，據載此次勤王行動中，全國被動員起來的勤王軍隊至少在五十萬以上。面對剛剛滅亡遼國、兇名在外的女真騎兵，北宋君臣試圖以龐大的體量迫使對手退卻。
此策對于兵事不振的北宋而言，似乎是一種穩妥的選擇。然而，這種盡起國中之兵的做法帶來的后遺癥也相當明顯，除了河北路距離京畿較近外，其余諸路的勤王軍距離汴京路途遙遠，一路上的補給極為困難。
尤其是在金兵南下的危機時刻，北宋朝廷一方面建議勤王軍自備糧草武器等輜重，另一面也嚴令各地官員要保障勤王部隊后勤。但這種起于倉促間的命令只能是“意識流”的指揮，就跟軍隊敗退時大喊“都給我頂住”妄圖阻止逃跑一樣，毫無指導效果。
其結果是，各地糧餉物資調配困難重重，矛盾不斷。如西北種家軍，這支久歷戰火的精銳之師奉王命星夜兼程而來，在第一次汴京之圍解除后，在宿將種師中的率領下，前往太原邀擊金國宗翰部，然而，這樣一支有著重要使命的軍隊，卻因為補給不至“乏食三日”，每日僅能以一勺豆子充饑。
最后，糧餉斷絕、孤軍深入的種師中部士氣崩潰，他本人率領親軍與敵接戰，身披數創戰死。要知道，種師中的哥哥種師道當時被任命為河北河東宣撫使，理論上是負責抗金調度的核心，都說朝中有人好做事，連種師中都不免兵敗身死，其他勤王軍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這倒并不是說當時的地方官員對于勤王一事絲毫不上心，恰恰相反，第一次汴京之圍時，汴京并未被完全圍困，朝廷政令基本通暢，因為辦事不力被免職罷官的官員不少。只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以當時宋朝地方的儲備，想要負擔這些勤王軍的軍事給養，有時并不容易。
可承平日久的北宋地方政府，并沒有供給這樣一支龐大部隊的能力，一旦超過其承載極限的勤王軍隊同時到達，那么引起的負面后果不堪設想。更吊詭的情況是，宋廷在勤王詔令中鼓勵強盜、流寇們勤王免罪，以至于聲勢浩大的勤王軍魚龍混雜，一些地方官員不得不關閉城門拒絕勤王軍進城休整，在這種情況，這些軍隊的補給狀況就更加難以保證了。
誠然，在理論上，宋廷通過系統規劃勤王軍行進路線，避免大軍在地方過分集結扎堆，是可以減少或者避免軍隊缺衣少糧的情況的。可這畢竟只是理論，這種精細的調度，并不是一個科技落后，無法實現即時通信的時代可以做到的，更不要說這種近乎微操的調度
“聞江副使一席話，吾明白了陛下暫緩進攻的深意”韓振突然恍然似的道，“蒙元過去依靠江南的稅賦供養塞外草原，在我朝收復江南和兩淮后，蒙元產糧地只有河北、山東和河南及陜甘、河套等產糧地，但所得賦稅只能勉強維持朝廷所需，難以如以往供給塞外。”
“此次我朝二次北伐是在九月，正是秋收剛過，而稅糧尚在征繳賦，并未入庫之時。我軍卻迅速攻取了山東、河南及河北大部，蒙元朝廷并未能收到今年的秋糧。可北地多是耕地只有一季所獲，如此等于其沒有收到一年的稅糧，只能依靠往年的存糧。”
“按照歷朝慣例，京師往往要存兩年所需的糧食，供養百萬人口。而今蒙元朝廷失去大半所獲，只能從陜甘之地調糧，但路途遙遠難解近渴。而山西戰事已起，收復了十數座州城，同樣難以供應大量的糧草。而入衛京師的蒙元勤王軍越多，大都存糧消耗越快，不消一年便無糧可食，彼時也就是我朝收復大都之時”韓振看向陛下的目光充滿敬服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