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翻開史書的時候，發現文臣知兵的人很是不少，趙昺也曾有過這樣的考慮，既然文臣能領兵，又便于控制，豈不是兩全其美的事情。但是在實踐中他卻發現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知戰陣，能領兵者寥寥無幾。
這當然不是趙昺的臆斷和偏見。因為行朝成立于國破家亡之際，混亂的情況下也顧不得許多，可以說文武齊上陣，如陸秀夫曾在陳宜中出走后主持軍政、文天祥以副相身份在江西組織義勇抗元、陳則翁則是以廣東路轉運使的身份在廣州抗元等等，可以說朝中許多文臣都有領兵的經歷。
但是文臣領兵的結局大多不妙，文天祥被斬于大都，各地的抗元力量逐步被剿滅，若非趙昺穿越而來，陸秀夫便背著幼帝蹈海殉國，大宋最后一絲余暉墜于崖山。就這段歷史而言，他以為所謂文臣領兵就不大靠譜。
趙昺以為這失敗的板子也不能都打在這些文臣身上，而是隋唐之后的制度問題，讓文臣知兵失去了成長的環境。宋朝的重文輕武，逐漸發展成文臣領導武將、武將帶領士兵的局面，讓這些讀書人直接指揮士兵上陣沖鋒，也是有些強人所難了。
所以說隋唐之后文臣知兵就是個笑話，而入宋后除了太祖，歷代皇帝也都是只會紙上談兵，可還要每逢大戰授陣圖，如此軍事指揮制度下就可以想象大宋敗亡其實也不算太冤。但也有人會說，明朝重文輕武比之宋朝更甚，可以稱得上是以文馭武，可知兵的文臣卻層出不窮。
可是趙昺掰著手指頭算了算，在明代知兵的文臣真正成功的僅有于謙、胡宗憲、張居正等人，即便加上一個所謂文可定國，武可安邦的異類盧象升，也是屈指可數，數量遠遠少于和他們同時代的如戚繼光、俞大猷，李成梁、李如松父子等名將。
且明朝這些文臣之所以得以成命，卻也非是親自領兵上陣，他們的成功都不以善用兵自詡，而是著重于選將任能、籌措糧秣以及厲行賞罰，確切的說是知將，而不是知兵。
如受命于危難之際的于謙，在保衛北京的過程中大膽啟用陶瑾、高禮、孫鏜等將領，并調集南北兩京、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所屬各府的運糧軍，立即奔赴順天府，依次經營籌畫部署。
針對北京城內軍械不足，于謙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緊趕制，一面將南京庫存兵器的調入北京，補充守城部隊。甚至還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軍潰敗時丟棄的軍械。
在糧食儲備和運輸方面，于謙一方面征集大車命令官軍去運糧，一方面向京城內的百姓發出告示，誰愿意出城搶運糧食，在得到運費的同時，每運二十石糧食還會獎勵一兩銀子。幾天功夫，通州糧倉的糧食全部被運到京城儲存起來，充足的糧食儲備穩定了軍心民心。
于謙準許官兵預支半年軍餉的做法更讓全軍上下歡呼雀躍。正是憑借著兵力和物資儲備上的優勢，明軍一掃“土木堡之敗”后的頹勢。最終在北京城下擊退了來勢洶洶的瓦剌大軍。
嘉靖年間受命清剿倭寇的名臣胡宗憲，同樣慧眼識人。他重用的俞大猷、戚繼光等均在戰場上屢立戰功，成為抗倭前線的中流砥柱。只是胡宗憲權柄有限，還需要親自帶兵前去救火。但與指揮不動一線的胡宗憲相比，張居正的御下之術可謂登峰造極。
在培養和信用戚繼光、李成梁兩員名將時，張居正經常給予敲打。如鎮守遼東的李成梁，原本立功，下面巡撫已為他申請封爵，張居正卻親自導演了李成梁所部“殺良冒功”的，又并不繼續追責，給予希望。
眼看胡蘿卜近在咫尺，李成梁只能兢兢業業，積累戰功終于在“東昌堡大捷”后，在張居正授意下，遼東巡撫上奏為李成梁請功。萬歷七年五月，明神宗朱翊鈞下旨冊封李成梁為“歲支祿米八百石”的寧遠伯，并特許其一子可以世襲衛所指揮使一職。
此時的李成梁表現得頗為恭順，竟主動上奏請辭。明神宗朱翊鈞為此特意批示“李成梁屢立奇功，加恩非濫，諭殫忠奮勇，以圖報稱，不允辭”。這種讓武將畢恭畢敬、不敢造成的本事，是文人知兵的典范。
而讓后世最為崇拜的，則是清末以文人統兵的曾國藩。其本人并不善軍事，這才有“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典故。但他的能力在于善用人、善籌劃。最終一手打造出一支頗為強大的湘軍。當然，此時已經是洋槍洋炮的時代，武勇已經過時，戰爭打的是武器和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