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從當年的怒而削去孔圣后裔的衍圣公的爵位，到對孔氏南北兩宗嗣位之爭的冷漠，又到現在似乎不及余力的加封，好像是令人難以費解。但是只要與形勢變化相結合來細思，其實也就不難理解了。
想當年大宋皇帝獻城投降,群臣或叛或逃，朝廷也是分崩離析，而作為儒家文化象征的孔圣后裔也北行覲見敵酋，趙昺明白在這個時候若是自己仍不發聲，后果將不堪設想，他必須拿出行動表明自己的態度,搶占輿論的制高點。
此后北伐節節勝利，孔氏見蒙元大勢已去,又想棄元投宋想爭奪虛位多年的衍圣公之位，這明顯是墻頭草的行為，且想當然的以為崇文的南朝會欣喜接納。而趙昺卻不能讓他們坐收漁利，否則都對不起死于國難的那些儒士和追隨自己多年文臣士子們，自然也要讓其明白危難之時叛離的后果。
而現在卻能欣然接納，其一，孔洙以整理先人遺作重注六經為名，對其中內容做了有利于趙昺施政和革新的解讀，這等于向他遞上了投名狀，承認了其為天下儒士共主的地位，也就變相承認大宋為中原正統王朝，并以儒家圣人為他們做了背書。
其二，儒家在大宋王朝有著十分特殊的地位。這不僅體現在宋太祖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誓言和不殺士大夫的實際行動，也表現在對孔圣的祭祀上。
歷史上對孔子的祭祀提升到國家層面，大約是出現在西漢中期。時天災頻發，社會動亂。儒者梅福認為，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對于孔子的祭祀,以致上天發怒。朝廷接受了梅福的提議，封孔子為商湯的后代接續先王的祭祀。東漢時正式把孔子作為國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
到了唐代，朝廷命令每個縣都要建廟祭祀孔子。每年春秋兩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兩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學官主持，后來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斷提高，對孔子的封號也不斷增加。
孔子成為國家公神以后，儒者們的宗教地位也相應提高。唐代為孔子設立“從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最早選中陪同孔子的，是二十二位對于注釋儒經有重大貢獻的儒者，后來擴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歷代著名的儒者。
進入宋代，從祀制度更加完備起來。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稱為“四配”，他們是顏回、曾參、子思和孟軻。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個優秀弟子。“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再次是“先賢”，祭祀那些親自接受孔子教導的弟子們。最后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歷代最優秀的儒者。而后來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夠進入孔廟成為先儒為最高的榮譽。此外，孔廟還有專門的祟圣祠奉祀孔子上五代祖先，并以四配之父及宋代理學家配享從祀。
所以說在宋朝孔子的地位又上了一個臺階，并在幾位神經質皇帝推動下，對孔圣的祭祀一度成為與上天和國家的祖神同等級別的大祀，這種殊榮萬古可能唯有孔子一人而已。即便趙昺廢黜了衍圣公，但對孔圣的祭祀也一直沒有停止，香火供奉從未短缺。
當下趙昺同意重新敕封衍圣公，同樣也是出于統治的需要。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士就成為后世各朝各代治理國家的主力，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帝位維護政權的左膀右臂，這在宋達到了一個。
若孔子成為神，衍圣公儼然就是其在人間的代表，在儒者的心目中還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宋失去中原近二百年，南北對峙的情況下不可避免的產生了民族撕裂。而趙昺重新敕封衍圣公，加封孔圣則可借其收拾人心，彌補南北之間的裂痕。
畢竟文化的傳承向來是
增加民族認同感和加強團結的良藥，這也是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分分合合卻始終能保持自己獨特文化的原因。而當前趙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加強民族團結，消除南北兩百年間分裂局面造成的隔閡，使國家真正走向統一
“大成出自孟子萬章下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陸秀夫聽罷皇帝建議的加封謚號后，點點頭道，“而大成亦本是秦樂之用語，一變為一成，九變而樂終，至九成而畢，稱為大成。孔圣開創儒家學說，集前代先賢的主張和學說，而又自成體系，可謂大成”
“陸相以為可用”趙昺就是個盜取前世文化大成的竊賊，也不知用此謚號是否恰當，見其叨叨咕咕的低語，有些忐忑地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