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務局可以說就是趙昺的另一只眼，監察各級官員和民情是其重要的任務之一。但是為了防止他們擅權亂為，趙昺只給了他們監視、察證的權力，并沒有處罰的權力，只有經自己同意后才可采取行動。而他出門在外，家里自然也要留下一只眼，否則被人踹了老窩自己還一無所知豈不冤枉，此次離瓊當然也不例外。
前時暴風過后，事務局送回的情報除了船只的行程外，還有有關瓊州這些日子以來發生的一些事情，讓趙昺警覺的同時，也讓他十分憂慮。
其中一件是發生在萬州，一個擔任里長的鄉間豪強壞事做盡，卻在前時的選吏中獲得鄉間百姓的一致擁戴而得以留任。可是其又因為不斷的因為欺壓鄉民、作奸犯科被縣里拘捕，不過最后總是能獲釋，而每次獲釋都是鄉民到官府作揖磕頭哀求擔保才得以實現的。
萬州知州蔣科上任后有心為民除害，在查實這個惡里長的罪行后秘密派衙役將其拘捕，沒想到消息很快走漏，尾隨求保釋放這個里長的人綿延數里。蔣科不為所擾，審判后欲將其處斬，但是卻為朝廷新派的通判孫琦所阻，不肯在公文上連署，稱既有相鄰作保便應釋放，以致遲遲不能執行。
這件事鬧得沸沸揚揚，事務局的探子們不可能不知道，他們也奇怪這個里長害了那么多人，為什么大家還肯為他作保呢于是探子們暗中展開調查，周圍的百姓告訴他我們其實受盡了這個里長的禍害，只是官府太怕事，逮捕以后沒過多久就將其放了。緝捕時如果我們不為他求情，出來后他就變本加厲傷害我們，探子們覺的此事太過蹊蹺便作為奇事上報。
趙昺看了卻不敢大意。他知道通判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稱。宋初，為了加強對地方官的監察和控制，防止知州職權過重，專擅作大，宋太祖創設“通判”一職。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輔佐郡政，可視為知州副職，但可以直接向皇帝奏報州郡內的包括州郡官、縣官在內的一切官員的情況，又見通判的兼有監察官性質。
知州向下屬發布的命令必須要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通判之名，也因上下公文均與知州聯署之故。通判的差選，初由朝廷選京官任職，后改由轉運使、制置使及提舉司等監司奏辟。通判之掌除監州外，凡兵民、錢谷、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皆可裁決，但須與知州通簽文書施行。
因此通判是兼行政與監察于一身的中央官吏，直隸州通判級別多數為從五品和正六品，散州通判級別為從七品和正八品。而直隸州知軍、州事為從三品和正四品，散州知軍、州事為從六品和正七品。與權級別有一定的相差，亦為大小相制之意。太祖的意思是以此解決州郡成為獨立王國的問題，同時也有利于監察腐敗現象，如此一來中央與州、縣的關系，即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手，指揮自如了。
此前趙昺主政瓊州，一則以為屁大的地方，已有三級領導班子沒有必要再設置如此多的官員；二則也是自己手中可用之人不多，因而通判一職空設。而朝廷遷瓊后，為了安置隨行朝前來的眾多官吏，他才著禮部選人填補州縣各級班子，而行政之事自己又不便插手，便未做過多的關注。
這看似只是一件奇事，事務局也是投自己所好上報來的，可見此事確實也算不得大事，但是趙昺卻不如此以為只是件稀罕事。而從表面看，事件是一個說的是壞人作惡，受害者不敢怒更不敢言，一個講的是皇家統治者如何評價下級，一個涉及皇權時代的司法腐敗。三者表面上毫不相干，它們的當事人也未必有多少勾連，但仔細一想，就可以發現它們內在的邏輯聯系。
那個里長之所以有恃無恐、胡作非為，無非是因為有地方官包庇。而地方官為什么要包庇呢一個可能是他們想做太平官，混幾年就回京城；更大的可能是收受了大盜的賄賂，為了控制大盜，得“留水養魚”。宋朝末年官場腐敗至極以不是什么秘密，小官小撈，大官大撈，少數人甚至貪腐到讓人發指的地步。而這些地方官們為何如此膽大包天呢原因只有一個皇家人高高在上，只知道在深宮中聽匯報，而不深入民間調查研究，經常是非不分、黑白顛倒，貪腐官員隨便用點心計就可以將其蒙騙。
趙昺以為這位孫通判貪腐倒是不一定，因為其初來乍到與地方接觸尚淺，一個小小的里長還入不了其眼睛。再說當下瓊州在天子腳下，又有眾多的官員看著，他不敢過于放肆。其如此從表面上看更像是中央下派官員是在向本土官員立威，以此表明其立場。
從深層次看，趙昺以為是慣性使然。在專制統治一代高過一代的情況下，君主和上級的意志決定著官僚們的生死榮辱，使官僚們難卜吉兇禍福，無所適從。而古代的官吏們普遍以食祿任官為固定職業，只對君主和上級負責而不問社會效益和百姓疾苦，只知墨守成規，按例辦事而不問實際情況的變化，遇事模棱兩可，行動遲緩，推諉責任，茍且偷安。
一事當前，官吏首先是要揣摩朝廷和上司的意圖，竭力迎合，才能保住俸祿和生命，造成了大家普遍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自保心理和無為作風。當下皇帝出征在外，以孫通判所想，皇帝當然希望家里平安無事，百姓安樂，若鬧這么一出，豈不是給皇帝添堵，給朝廷抹黑，因而想將此事借百姓之口化于無形，對上對下都能交待過去。
而另一件事情則讓趙昺覺的問題更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