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保之語，吾不敢茍同。陛下若如此處置，定會留于史籍，棄母兄的不孝之名再難除去”鄧光薦又爭辯道。
“二位愛卿不必爭論，若是能復我大宋，朕即便落些污名又有何妨。而朕此時功過，自有后人評說，又何必在此爭論不休呢”趙昺知道兩人的經歷不同，自然是得出的結論不同。江璆舉家赴難，前赴后繼，家中子弟死傷無數，為國棄家何談盡孝，行的正是正是大義。而鄧光薦卻無此經歷，又是典型的儒者，重的是名譽和他人的看法。所以就是爭論三天三夜也不會有結果的。
“陛下之言有理。當年周公誅殺管叔、蔡叔，由此周室得安；季友鴆殺叔牙而魯國寧。唐太宗殺兄弒弟而繼位，打下大唐盛世之基，后人又有幾人言其過”應節嚴這時說了話，且說出來的讓人無法爭辯。
“唉，世事如此，朕為了天下也只能暫且委屈太皇太后和皇兄了，待復國之時，朕定會重新收入宗籍，恢復封號”趙昺聽了面色悲戚地嘆口氣道。而心中卻是暗樂，這世道就是強者為王，哪里有什么正義，都是勝利者的遮羞布罷了
趙昺算是知道了，對于每一帝王登基學習圣王之道，都不會繞過那些亡國之君以吸取失敗的原因，但秦皇漢武這些成功的之人也是學習的榜樣。而他當然也不能免俗，既是必修的功課，也是需要揣摩的對象。人們都說站的高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同。他現在站在了俯視眾生的高點，對史籍記載也就有著自己的解讀。
以趙昺看來，在古代的禮法中的已然確定了兄弟之間的關系首重長幼。長幼即尊卑即是一種天然的穩定次序，而中國承襲制度也就很早便確立了長子繼承制以及“立長不立賢”的原則。與“賢能”相比，長幼之序更加重要。
單就玄武門之變的對決雙方而言，功業偉大的李世民實際上已經成了傳統倫理道德的囚徒，于是他試圖從政治倫理中突圍。他是賢他功勞最大，而李建成的優勢在于他是長。李世民固然賢，但卻除了以血腥的手段消除他的兄長，是根本不可能繼承帝位的，因此殺兄弒弟是他不二的選擇，所謂的公義不過皆是借口。
而政治永遠是法律與道義的免疫之地。李世民弒兄、殺弟，卻被立為皇太子，繼承了大位，沒有罰，只有獎，而且是傾國之獎，最終將整個帝國都獎給了他。自從弒兄殺弟以后，李世民也曾深受良心譴責，又受到群臣對禪位合法性的質疑，以致噩夢不斷，要讓尉遲敬德和秦叔寶給自己當門房才睡的著覺。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反對者被清除，局勢也穩定了。大權在握的李世民也逐漸從愧疚中擺脫出來，而且時愈久，氣愈壯了。然后他對玄武門之變進行了重新闡釋，以求正統之名，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加分。為此對房玄齡說“周公誅殺其弟管叔、蔡叔，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此時，他已將殺建成、元吉比作周公誅其弟管叔和蔡叔，是安國利民的大義滅親之舉這塊牌坊立的
經這么一升華，黑錢洗白了，“偽鈔制造者”自然也心氣和暢、心中光明，甚至不怕“露富”于眾了。李世民主動將這件事公之于眾，是因為他是聰明人，他深知，玄武門之變可瞞一時，不可瞞一世。與其待后人紛紛議論，加他之罪，還不如由他親口做一個發布，為己正名，封堵后人之嘴。于是他說“公明正大之事，史官執筆，何必故意隱諱”他要求“立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當然，李世民所謂的直書，也不能就認為是真的可以亂寫，其實是只準按照他設定的議程來直書的，事實上，正是自此始由官方主持修纂史書，從此史學便為朝廷之奴隸了他這樣做也就是給兄弟鬩墻這件不義之事蒙上一張大義的外皮，讓人們不僅不指責他，反要像歌頌周公那樣歌頌他。看看，這就是歷史上常言的不能讓君王隨便翻閱本朝國史的原因，皇帝看到不滿意的地方，便會情不自禁地使用權力加以篡改，那還有真史嗎
自唐太宗李世民給玄武門之變定了調子，這塊唐初的言論禁區也就開放了，包括著名的貞觀政要都記載了李世民給房玄齡的那段大義凜然、毫無“虛心”的訓詞。由于唐太宗功業太著、名聲太盛許多人寧愿相信他的解釋，李建成傳中就寫下“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為太子”這樣的不實之詞。甚至有人說，如果以殘忍的建成為天子，兇狂的元吉為輔，唐必亡國。
當然也有人不同意李世民的自辯詞，范祖禹就說李世民殺建成、元吉，根本不能等同于周公殺管叔、蔡叔，管、蔡勾結殷商殘余勢力，并且流言誹謗周公，不是周公要殺他們，而是天下人要殺他們。可是建成、元吉何罪實是李世民自己要殺死他們，而不是天下人要殺死他們，他是為了一己之私才那么做的，因而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
至于信誰的，那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說白了其實是看其中所言對自己是否有利了。斷章取義，歪曲其意都是慣用的手法，當年孔圣人不也變成了臭老九，被推下了圣壇，挖墳掘墓，變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嗎而幾十年、或是幾百年后誰又敢保其又不會重新被捧上天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