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又是歷史的親歷者，他覺自己有必要在維護中國文明的傳承上做些貢獻，絕不能讓小鬼子和棒子們以正統自居。另外他清楚一個國家的文化傳承，不僅反映出本民族特質和風貌，還能增強民族凝聚力，而中國的傳統文化正是以儒家文化為內核。
另外趙昺前世還聽說過一個關于蒙元短命的說法于此有關。管理國家無非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方面，對于來自北方大草原的蒙古人來說，經濟方面最容易被吸收和改造，政治居于次，而對一向內斂的漢文化最難吸收，當然包括，但不限于蒙古人，直至現代西方國家對說話喜歡說一半、藏一半的漢文化都難以接受。
而蒙古人最初的信仰是薩滿教，接觸到佛教后又轉投佛教，后來是打到哪信到哪，伊斯蘭教、基督教，在他們中都不乏虔誠的信徒，形成一個多種元素粘合而成的碩大無邊的統一體，可偏偏對高級的漢文化難以理解和吸收，讓他們選擇了酒精和美色與自暴自棄。文化的解體，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精神文面的格格不入，成為元帝國只維持百年便滅亡的根本原因。
趙昺雖然對儒家的學說并不全部贊成，尤其是所為的禮法，實在是太麻煩了，但不能否認其中的積極意義。古代孔孟倡導有條件的忠君觀念，有如孔子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人臣沒有為一族一姓竭盡愚忠的義務。兩宋時代，此一觀念為絕對忠君觀所取代，其形成與宋代君主專制政體的強化相平行。
北宋司馬光首倡尊君之論，認為君尊臣卑，“猶天地之不可易也”。程朱理學更使君臣大義名分提升到近乎宗教的境界。二程、朱子皆視君臣關系為綱常中最重要之環節，“君臣父子，定位不易”，是“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強調君臣關系一經形成，永不可變。即使朝代變革，亦不可改事他主，“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都反映絕對化的忠君觀念，為朝廷守節遂成為人臣應盡的義務。
不過趙昺也知道說教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有多少人做到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在歷代鼎革之際，亡國遺士們也會有思想斗爭的，是應該高蹈遠引以期保全節義，抑是改仕新朝而求行道澤民這是一個困擾歷代士大夫的普遍難題，也是史家文人鑒定古人忠奸的爭論焦點。而這個問題之所以爭論不休、難以取舍，皆因牽涉到儒家價值體系中“忠君”與“行道”孰輕孰重的大是大非。
在征服王朝取代漢族王朝的時代，此一間題更因牽涉到“夷夏大防”與“由夏人夷”而益形尖銳。事實上，在任何重大歷史變革的時代，都不免泥沙俱下，魚龍同現。面對外在環境不可抗拒的改變，每個人根據其政治理念、道德信仰與實際利益的輕重權衡而作出不同之反應。即便是漢族王朝相互取代之際，出仕行藏對士大夫而言已是一個不易取舍的難題。當下江南士大夫在出仕問題上尤其面臨到空前嚴峻的考驗
趙昺看看堂上的陸秀夫、文天祥和應節嚴三人，歷史已經證明他們是大宋的忠義之士，或是自殺殉國，或是成為烈士，或是孤忠芳節，歷來都是志士仁人仿效的榜樣，史家文士歌頌的對象，以致在一般印象中，烈士與遺民代表宋元之際巨大世變中江南士大夫反應的主流，而事實上并非如此，漢奸和搖擺不定者還是很多的。
“此次出兵廣西，朕以為聲勢要大，要使我們大勝元軍之事廣為人知，以堅定士人的信心，以防為敵所誘，走上不歸之路。”趙昺見三人已經和自己統一了意見，便進一步闡明自己的意見道，不過也是暗自發笑繞了這么大個彎兒，也總算促成了此事。而對于能否促使蒙古人早日亡國，就當有棗沒棗先打它三桿子再說，反正多吸收些支持自己的儒士并非壞事。
“嗯，陛下所言正是，賊酋忽必烈擅于收拾人心，其做宗王時經略中原之事就曾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的政策，靠著金國那些叛降的儒臣輔佐奪取了汗位，攻略我朝的鷹犬也皆是北人將領，而后又先后兩次下詔在江南諸路征召儒林名士、大家入朝為官，已有不少人或心甘情愿，或是被脅迫前往大都，我們是應該采取些措施。”陸秀夫點點頭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