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作為一個過來人，當然清楚在中國歷史上鹽曾對整個社會起過極其重要的影響，而鹽鈔所起的作用就是鹽對社會影響力的一種折射。而當鹽鈔突破了它的原始功能，便對社會信用業務的發展以及封建政府的財政金融均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可成也蕭何敗蕭何在某種程度上也決定著王朝的盛衰存亡。
在宋代之后各個朝代根據其鹽引制形成了各自的制度，但無外乎都需要商人花錢購買鹽引。明代由于邊關缺糧，執行開中法鹽引代幣，即鹽商們需要送運糧食到邊關，再從各個封疆大吏的手中換取他們手中的鹽引。而清代，鹽業成了民營產業，但仍是朝廷套取財富斂財的手段。
但是趙昺也知道鹽引的發行開始都是應對危機的非常手段，當取得良好的效果后便不顧后果的大肆推廣，然后弊端顯現，最后一發不可收拾，就如條拋物線一般由勝及衰，走向末路。而這最主要的原因便是鹽引有了貨幣的信用職能，此也可以說是積極的方面，但也想只籠中的猛獸，一旦讓其沖破牢籠就會反噬自身。
明代鼓勵商人輸運糧食到邊塞換取鹽引，給予販鹽專利的制度。又稱開中。開中之制系沿襲宋、元制度，但明代多于邊地開中，以吸引商人運糧到邊防，充實邊境軍糧儲備。根據里程遠近，一至五石糧食可向政府換取鹽引。此例以后隨形勢變化、米價高低而不斷有所變動。開中法大致分為報中、守支、市易三步。
報中是鹽商按照明政府的招商榜文所要求的，把糧食運到指定的邊防地區糧倉，向政府換取鹽引；守支是鹽商換取鹽引后，憑鹽引到指定的鹽場守候支鹽；市易是鹽商把得到的鹽運到指定的地區銷售。鹽商們因為長途運輸糧食的耗費巨大，曾在各邊雇傭勞動力開墾田地，生產糧食，就地入倉換取鹽引，便于更多地獲利。商屯的建立使得邊防得到極大的充實。
到了明成化年間，隨著統治階級的日益腐敗，皇室、宦官、貴族、官僚們見持有鹽引有利可圖，紛紛奏討鹽引，轉賣于鹽商，從中牟利。這種現象愈演愈烈，破壞了開中制度，憲宗下令停止各邊開中法，令鹽商于戶部、運司納糧換取鹽引，但也嚴重影響了大明政府的財政收入，改革鹽法以彌補國家的財政收入已勢在必行。
孝宗弘治年間，時戶部尚書葉淇改舊制，實施“綱鹽制”，持有鹽引的商人按地區分為十綱，繳納引錢和稅金后便可在劃定的地區內專賣。而未入綱者，無權經營鹽業。商人以銀代米，交納于運司，解至太倉，再分給各邊，每引鹽輸銀三四錢不等，致太倉銀多至百余萬，國家的財政收入驟增。
當時鹽稅收入達到九百萬兩白銀之多，這還不算私鹽的交易額。要知道，明王朝每年全國的稅收總額平均不過一千萬兩，鹽引“一本萬利”的重要作用可見一斑。不過新法的實施也導致邊地鹽商大都舉家內遷，商屯迅速破壞，邊軍糧食儲備也因此大減。穆宗不得不重新規劃在邊地推行屯田開中，但因此制敗壞日久，已難收得實效。
到了清代，鹽引的地位變得更加重要，全國各地的鹽商數不甚數，戶部卻以大量印鹽引來補充國庫，到康熙年間鹽引已泛濫成災。雍正繼位后嚴令禁止戶部超發鹽引，進行了多項重大改革，在乾隆登基后鹽引制也扭轉了頹勢，并早就了大量富甲天下的鹽商，僅在揚州一地，徽州鹽商的資本就相當于當時國庫存銀的一大半。
大量的鹽商們捐納賑災，使得國內的災民屢屢得到安撫，幫助乾隆渡過難關，也成就了其的康乾盛世。可惜的是好景不長，僅過了三十年鹽政的官吏們私自超發鹽引，從中侵吞巨額引銀，引發了兩淮鹽引案，導致綱鹽鹽引制度沒落。
道光年間清政府為了消除鹽業“引商”們的暴利進而改革鹽法，改綱鹽制為票鹽制，對持有鹽引窩本的莊家與大戶課以重稅，價格隨行就市，以此打破鹽業的壟斷與專營。票鹽制的利害之處并不是取消了鹽引和引商對鹽引的壟斷，而是取消了行鹽地界，限制顯見的效果是打壓鹽價，作為莊家的大戶鹽商紛紛崩盤。而隨著票鹽改革成功，清政府在淮北大量溢銷鹽引，并從中獲取巨額稅收。
這種市場經濟的苗頭若是得以實施下去，本是于官于民兩利的好事，但大廈將傾之時外敵入侵、起義不斷，使得曾國藩重改鹽制。其寓綱法于票鹽的思想，雖然主張票商請引不受限制，但他以五百引起票的規定實際上剝奪了中小商人運鹽的權利，此外他對鹽的價格也做了具體的規定，不準越過規定的范圍之外，這就改變了票鹽在銷區內自由出售、降價競爭的辦法，破壞了票鹽制的精神，走向歷史的倒退
“陛下，休息吧”
“哦，再等會兒吧”趙昺覺的自己手中拿的不僅僅是可以給他帶來財富的鹽引，還是不知何時會爆炸的定時炸彈，因而心情比較沉重，正在此時蘇嵐也洗漱完畢換了衣裙走過來催促他就寢，他抬頭看看愣了下道。
“嗯”蘇嵐順從的點點頭，取下燈罩剪去多余的燭芯，又為陛下換上杯熱水。
“蘇姐姐歇歇吧”蘇嵐長得本來就漂亮，眼下洗去鉛華，素面之下更覺清純脫俗，花蝴蝶一般的在他面前轉來轉去，竟讓趙昺一時無法集中精神，他指指軟榻讓其坐下道。
“嗯”蘇嵐聽了搬了個繡墩規矩的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