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為了打擊武人們的驕矜之心，宋廷還制定了種種限制武臣的制度，如對武官多設等級，責其邊功，非有奇功殊勛，無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員外郎各止于三轉，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轉。與此同時，有步驟地，用委派有才干的省臺寺監文臣京朝官，出任知州、知縣，以接管節度使、團練使等武臣所掌地方之權，“三歲一易，坐銷外重分列之勢”。而原坐鎮地方的武官職，則給予優厚的俸祿，削奪其事權，使其變成為武臣遷轉之貴階。
“陛下所言不錯，太祖當年以士人治天下，卻又削弱相權，壓制武人權力，確有獨樹皇權之意”應節嚴不得不承認太祖在建國初年的國策，是以士人遏制武人，防止藩鎮割據重演。
“朕以為太祖此策乃是兩權相侵取其輕，并非是將武人至于人下，只是仁宗之后的文風日盛，武人地位日趨人下，行以文馭武之策。結果對契丹、西夏之戰及此后的對金、蒙的作戰中鮮有勝績，這其中緣故想兩位先生也知”趙昺言道。
他以試以宋真宗與仁宗之際為界將北宋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就樞府武職出身者地位的變遷狀況，對前后的政策進行比較分析。后期的官制對武人已經日趨嚴苛，假若一個士兵積戰功升遷，那么他不會因為身份的轉變而影響別人對他的歧視。另類的王德用和狄青，其在樞密院的遭遇幾與以往馬知節、曹瑋的結局如出一轍。
特別是在宋仁宗時期，武將出身的西府長貳或為庸碌之輩，受到輕視；或小有軍功，便遭受猜忌、打擊，遂幾近為擺設之物。到嘉祐以后，樞密院實際上成為文臣的一統天下，武將則幾乎被清除殆盡，出現以庸懦武臣忝位樞府的現象，實在令人可笑，坐實了弱宋之名。
“陛下所言不錯，卻有些偏頗了，此策卻保了大宋三百年，而對武人也給予厚祿，并非輕慢”應節嚴聽了小皇帝的大論，心中不大得勁兒。他清楚大宋今日之局面，士人也有不可推卸之責任。而對陛下的看法也有改觀，心道這孩子經史學的不咋地，可這圣王之道卻門清兒。
“先生此話有些勉強，時人張演曾評說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也。”趙昺笑笑分辨道，“宰執富弼甚至也多有不滿，稱樞密使掌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武威，像夏守赟這樣既無清名又乏才術者入居西府，勢必遭天下人恥笑。這些想必也曉得吧”
“這臣知道，但是臣以為陛下改武人官制，與文臣平行，以便轉資，還需慎重啊”應節嚴不得不承認以文馭武之策被士人們玩兒壞了，有矯枉過正之嫌，但是對陛下改動官制還是持審慎態度。
“先生所言不錯，但是此弊不除，恐將士難以用命，復國更是空談”趙昺聽罷皺皺眉言道，雖說他同意其所言改官制會有阻力，可后邊的話說的不能說不重。
趙昺待了這幾年才搞明白宋朝武人地位低下，不僅表現在權力的分配上，在升遷上也受到打壓。而這些不僅是是當時“以文馭武”政策的極端化體現，也是劉太后垂簾時期保守政治的產物，似乎惟其如此才能將武將的地位壓到極點。
宋朝武官有階官和軍職之別。武階官是表示官員等級、確定品位和俸祿而無實際職掌的虛銜，軍職升遷的同時按說階官也隨之升至相應的品位，可這也成了士人打壓武人的工具。北宋前期官品，采用唐官品總為三十階，本官官品及爵基本上依唐官品令。文散官、武散官各二十九階，除缺正一品階外，自從一品以下一階一品，以此決定文、武官員章服，并無分別。
事情在政和年出現了變化，以改武選官名詔為界，分前期舊名號與后期新官號兩個階段。但不論新舊名號，武階由高低幾個層次組成不變:正任官、遙郡官、橫行官、諸司正使、諸司副使、大使臣、小使臣，以及殿侍以下無品、不系磨勘之雜階。改新名之特點在于，把不同層次的武階，綜合成自太尉至承信郎五十二階，文臣官階卻沒有變化，形成文武不同的體系。
到了南宋紹興間，作了進一步調整，把諸郎統移置于大夫之下，并增加了無品的武階進勇副尉、守闕進勇副尉二階，使雜階增為八階加上有品之五十二階，總計六十階，且武臣與內侍通用。這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導致武人的升職之路迢迢。
趙昺作為現代人當然知道升職與工資是掛鉤的，若是升職無望，第一選擇往往就是炒了領導的魷魚。可大宋軍人是終身制，想走除非死了、殘了或是退休了，那在升職漲工資都無望，又難以離開的情況下第一選擇就成了混日子，怎么舒服怎么來。一支沒有了上進心，士氣全無的軍隊是個什么狀況大家用腳丫子恐怕都能想到，上了戰場他們只怕不跑就已經是對得起身上這身皮了，要指望他們打勝仗除非是圣人上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