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知道蒙元的遠征軍看似毀于風暴，而他從一個船舶工程師的角度看，其實應該說是毀于船只自身的問題。忽必烈下令動員攻擊日本，只給了一年的準備時間。在短短的一年時間里，要造出四千多只船來，對于當時還沒有形成大規模生產技術的古代工匠來說，造船技術再高明，也沒有實現目標的可能。
為了達成數目，只好粗制濫造，甚至濫竽充數。粗制濫造，就是為了進度而犧牲精度，主要是主船桅的安裝位子不準確，固定不牢靠的致命缺陷。這樣的船，天生的不平衡，只要有點風浪，就會不停地搖晃。濫竽充數就是把內河用的船拿來充數，平底的河船在海里經不住海浪，很容易翻船。
自襄陽之戰到崖山之戰，元軍捕獲南宋戰船達六千艘以上，另外從投降的南宋水軍處，元軍也接管了許多戰船。即使其中有許多戰船破損、沉沒，但截至第二次遠征日本時，從南宋捕獲、接管的戰船數量仍很大。當時南宋水軍的主要戰斗在內河與近海，南宋水師熟悉河戰卻不解海戰，因而收編南宋水軍裝備的大都是平底船。
這種船大約發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其船在結構上便于分艙，有利于軍隊在航行途中進行軍需品的管理和裝卸，但是艙板結構取代了加設肋骨的工藝，簡化了主體結構，導致了船舶整體的橫向強度的削弱。內河由于水平浪緩，這種船能很好的勝任，但在茫茫大海上，這種船便不那么堅固了。
另外高麗軍出征所用的戰船全部是自造，而高麗國小貧苦，要承擔建造九百余艘戰船的任務，這對于他們來說是極為沉重的負擔。加上工期緊，造船的時候當然就免不了偷工減料的趕工期，據說甚至將報廢的舊船修修補補也拿來充數，這些船的質量可想而知。
所以此次征日中大型運輸船、中型戰船中，還多少是作為遠洋船新建的戰船、從海上勢力收繳的船舶、從民間收繳的商船、從原南宋海軍接管的海船等，尚能用于遠海作戰。但小型戰船、登陸用舟艇則從宋水軍接管的吃水淺、抗風能力較弱的內河船，且數目龐大，達到三千余艘。當颶風襲來時，這種吃水不深，不具備破浪能力的戰船似乎也只有傾覆這一種結局。這恐怕是導致集結于鷹島的江南軍大型船隊，一夜之間竟全軍覆沒，使用很可能是其根本原因之一。
當然在戰略、戰術上忽必烈也不無失誤，首先選范文虎為將就是個敗筆，這小子是本是南宋殿前都指揮使，襄樊守將呂文德的女婿，先是在救援襄陽戰役中畏敵不前，“輕舟先遁”；后在防守城堅糧足的安慶時，元將伯顏來攻，范文虎立刻舉城投降，搖身一變，成了元朝的兩浙大都督、征東行省右丞。靠著裙帶關系爬上高位的，膽小拍死戰無一勝的草包，偏偏不知道就怎么入了他的法眼。
還有忽必烈對面臨的困難估計不足，按說若論吃苦耐勞，當時的蒙古戰士無人可敵，必要時他們可以靠吃生馬肉，喝馬血維持生命。蒙古人作戰時機動性第一，一般只帶很少的給養，士兵的吃穿問題主要通過掠奪戰爭地區的平民解決。可這次戰爭中蒙古人偏偏無法發揮自己的特長，他們一直未能突入內地居民區，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們掠奪，以致江南軍晚到十來天，先到的西路軍就將要斷糧了。
另外忽必烈太過輕敵，他并沒有吸取上次失敗的教訓，以為自己這次遣兵二十萬可以一戰而下，志在必得的元軍戰船里，甚至裝載了大批農具和種子，以解決大量的宋朝降軍這個棘手問題，因為養，養不起。遣散吧，又害怕這十幾萬軍隊鬧事。征服日本，將這大批南宋降軍駐屯日本，既解決了降軍問題，順便還可以借助駐屯軍和移民把日本變成元帝國的一部分。
當然還有元軍的兵器不如日軍，為了輜重問題沒有攜帶戰馬導致元軍戰斗力難以發揮，還有降兵戰斗力低下等等說法，但趙昺以為這已經不是什么重要原因，要知道當年征服江南忽必烈才調動了二十萬軍隊。若不是因為戰略上的失誤，元軍換一個時間段登陸，滅掉日本并非沒有可能的。而忽必烈終不是穿越者，沒有機會重新來過的機會，此戰也成為元朝歷史上的轉折點，忽必烈征服海外的腳步終于停下了。
不過趙昺也從中不無獲益，元軍江南兵力大損使瓊州面臨的壓力頓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使他明白小國面對強國的威脅想保持獨立，它不必擊敗強國，只需讓強國意識到侵略自己得不償失即可。而自己要復國當前并非是要以占領大片的土地為要旨，卻是以要殲滅蒙元的有生力量，削弱他們的經濟實力，使其兵力補充的速度跟不上消耗的速度，最終贏得復國戰爭的勝利
“鄭主事，那邊有消息了嗎”趙昺今日將鄭虎臣、莊世林和周翔召進宮中問事，見禮已畢他先問鄭虎臣道。
“陛下，范虎臣已經在大都被斬，家資全部被炒，家眷皆充官為奴”鄭虎臣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