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確實未曾發現”莊世林看看陛下，又瞅瞅鄭虎臣說道。
“這便是了，大宋官員貪腐過去以市舶司最甚，蒲壽庚把持泉州市舶司十余年家資富可敵國，他的錢從何而來，不過是假公濟私，貪污公帑，朝廷明知如此卻又無可奈何”趙昺言道。
“陛下所言不假”莊世林點點頭道，他當然知道從前的市舶司是什么模樣，上至提舉，下至勘驗的吏員，甚至裝卸的兵卒都伸手要錢，但這些事情在瓊州各個市舶司極為少見，官員更是十分廉潔。
“這便是了，只要扎住貪腐的口子，來日我們所獲將更多，咱們也要學會放長線釣大魚”趙昺笑道。他知道貪腐是中國傳統政治的不治之癥，歷史上有不貪腐的官員，卻沒有不貪腐的衙門。不過他前世卻聽說過一個晚晴海關，且再難找第二個。
當今誰都知道在清朝，貪污成風，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絕不是說著玩兒的。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廷同意由英國人代管中國海關，并寫入與英美等國簽訂的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海關稅則，在這種環境下英國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國海關基本上杜絕了貪腐，被認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跡之一”。
清朝海關最高長官稱“總稅務司”，實際上全權負責管理海關事務。面對海關的腐敗問題，赫德不想用反貪風暴來改變海關。他要做的是從制度上徹底更新，對腐敗來個釜底抽薪。他力主淘汰中國傳統的舊式清冊，建立一套“嚴格的、詳細的和絕對可靠的”會計制度。新制度對海關稅收的上繳和留用有便于查詢的記錄。
與會計制度相配合，赫德還建立起新的審計制度。他專門設立稽查賬目稅務司，作為一個獨立機構，對各關財務會計進行監督，每年至少去每個港口檢查賬簿和賬目一次，并且是抽查。因為海關不知道稽查稅務司檢查什么地方，不檢查什么地方，因此他的巡查使一切更加仔細。稽查稅務司的權力很大，一旦發現有不正當行為，有權停止任何稅務司或關員的職務。
配合上述制度改革，赫德還進行工資制度改革。他認為，為使海關改革卓有成效，必須高薪養廉。但前提是公開透明，把海關關員的收入曬在陽光下。以華人為主的職務，工資雖然低于洋員，但相比當時中國的工資標準，幾乎是其他國家行政機關的兩倍。除基本年薪外，關員還享有年度獎金和福利津貼。在海關干得越久，待遇就越高，這無形中提高了他們參與腐敗的成本。
高薪養廉的副作用便是海關經費的大幅增長。在赫德以前，廣東海關每年不過花掉一萬多兩銀子，但在他接任后，經費每年達三百多萬兩。赫德的理由是如果不給足夠的資金，就無法期望他們保持廉潔。可官員們認為這些經費花得值在赫德管理下，關稅收入迅速提高，海關稅收從最初的四百九十余萬兩，十年后就達到一千一百余萬兩。到赫德離職時，已經達到三千二百余萬兩，是原先的六倍多。同時海關稅收從約占清政府財政收入的不到一成增長到了四成。
趙昺當然知道赫德也并非什么善人，其從中也獲利甚豐。但此事的價值就在于它告訴我們貪腐并非不治之癥，在中國反貪是有可能成功的，關鍵是制度建設。制度建設并不難古今中外盡有可資借鑒的成功經驗，難的是我們是否有制定科學反腐制度的真誠，以及將制度落到實處的機制。其因為說到底，，反腐敗，非知之難，乃行之難。
趙昺也學著在市舶司試行，效果確實不錯。而從另一方面講看似吃虧的買賣并非全是吃虧，清政府靠著這筆錢又茍延殘喘了十數年。當下自己說起這題外話就是告訴幾個親信要算大帳，不要為眼前的蠅頭小利蒙住了眼睛，他們要算計的乃是復國大業，那些斡脫商人屆時失去的將不僅僅錢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