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越聽越覺得自己好像又被耍了，而且是被跨越古今的人們聯手給耍了。他清楚無論什么時候，權力需要制約是對的，不能讓有權者為所欲為。但是把宋朝之“分權與制衡”說得如何如何美好，以至于享有最高權力的帝王“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畢竟有些走火入魔。讓他不能不懷疑現代那些歌頌宋朝的人另有所圖，或是意有所指，否則怎么不會考慮這些冤案。
按說在宋朝的管理體系中，是以文抑武，又通過臺諫體系對宰相領導的政府構成了強有力的制衡。但是趙昺發現在文天祥所言的數起冤案中，凡是為含冤受屈者鳴不平的，不論是臺官，還是諫官，幾乎都沒有什么好下場。倒是在構陷這些冤案過程中沖鋒陷陣、充當打手的卻有不少來自臺諫，彼時他們投靠那些大權獨攬的宰輔還來不及呢，怎會有心思去對宰相領導的政府構成強有力的制衡呢
想到這些，又勾起了趙昺此前的懷疑，那所謂的祖宗家法不能說是哪一位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士大夫集體塑造出來、經過漫長時間形成的非成文憲章，用以約束皇帝的行止和言行。現實也是如此，趙昺師傅們的教導，經筵上的那些大儒所講，幾乎都是在灌輸這種思想。如今他更加篤定自己的判斷，大宋的皇帝們之所以多數碌碌無為、怯懦又沖動，都是讓士人們給教壞了，陷入了所謂的祖宗家法的禁錮中。
所以趙昺覺得前世有人說什么當宋代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為時，士大夫集團往往就會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讓步的說法存疑，不排除有些皇帝確實如此，尤其是仁宗皇帝，要不怎么會被樹為仁君的楷模，他斷定其基本就是被士人們洗腦了，否則做出了那么多的荒唐事，死后依然獲得了仁的謚號，并被作為典型教育后邊的繼承者。
當然有些皇帝稍微強勢一些，所謂的士大夫集團也就成了擺設，否則岳飛就不會死在紹興十一年的那個除夕夜。當時高宗下令賜岳飛死于臨安大理寺內，岳飛則在供狀上寫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個大字，士大夫集團卻未曾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讓步。可見在高宗眼里成文的尚且可以束之高閣廢棄不用，何況是“非成文”的東西。
細思這樣的冤案都可以制造得出來，又遑論其他呢這讓趙昺大有茅塞頓開之感，宋朝歷代出現權臣擅權的情況，多數是在考慮自己皇位安危的帝王支持下借以得逞的，有的權臣擅權，還僭用、竊用諸如御批、內批、詔書、圣旨等帝王的名義。他們要排斥異己，也都要給異己構陷一個反對當代帝王的罪名。
可見，這種“權臣擅權”，就像太后垂簾、宦官干政一樣，正是皇權專制的衍生現象，卻往往比君主專權之本身更為惡劣。且不難發現從趙匡胤陳橋兵變“得天下于小兒”，一直到現在自己這個小兒坐天下，在此三百余年中皆是趙氏的家天下，并未被他人所篡，從這個意義上說權臣擅權，亦只是皇權專制的大框架中斷斷續續出現的怪相。
如此說來，趙昺覺得文天祥說得很有道理，只要皇帝有些政治頭腦，且不鉆牛角尖，不偏聽偏信就難以被心懷不軌者所利用，出現大臣專權之事。但是他依然不放心，雖然那些權臣沒有能篡位成功的，他們卻能通過操縱皇嗣廢立來達到專權的目的，如今他也正面臨著這樣的危機，因此對濟王趙竑案更為關心，而其就是皇位繼承斗爭中的犧牲品
趙竑，又名為趙均、趙貴和，曾先后被封為祁國公、濟國公，還曾被立為皇子。其父是趙希瞿，并且歷史上較為有名的宋太祖的第四個兒子秦王趙德芳是他的八世祖。他多次改名每次改都有著一定的緣由，且伴隨著他起起落落。
起先因為宋寧宗的皇弟、沂靖惠王趙抦去世后沒有留下任何子嗣后代，趙竑被立為沂王之后，先后賜名趙均、趙貴和。后又在景獻太子趙詢去世后，宋寧宗沒有其他子嗣的情況下，作為宋寧宗的皇侄的趙竑被立為皇子，被賜趙竑之名，日后可繼承皇位。到這里，可以看出趙竑日后必定榮華富貴、權勢地位加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