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吾也曉得一些，是郎如山為了一己之私玩弄詭計追蹤御船，在陛下面前故弄玄虛，結果被一一拆穿。而鄧牧全無名士風范，在陛下面前出口不遜，被教訓了一番后居然撒起潑來。當時就是陛下下令將他們當場杖死也不為過，兩人豈敢在外宣揚，退隱也算他們聰明。”應節嚴冷笑道。
“和父真是老了，越來越護犢子，處處維護你的高徒”劉黻聽了，苦笑著道。
“哈哈，教導出一明君，吾平生足矣”應節嚴聽了大笑道，一副得意的樣子真是能氣死人。
“好啦，陛下那邊好像談妥了，咱們再不告退，城門都該關嘍”劉黻回頭看看，亭中的三人已經停止了爭執，但是兩位宰相卻垂頭喪氣，想是又被小皇帝算計了
陸秀夫和文天祥坐船行，但是對于船的了解比之趙昺差遠了，他能連續說個三天三夜都不重樣的，忽悠他們還不是鬧著玩兒。最終如愿以償的以二百萬貫拿下被抄沒的海舶，這些錢聽著是不少，不過要知道一艘二千石的海船的出廠價就在萬貫以上，一艘千石的也要數千貫，而三千石以上的大型海船就得三萬貫左右。
以趙昺所知在前年盧世榮推行官本船，曾經在福州、泉州和廣州船場定制了一批三千石以上的大型海船，但剛剛試行了一年就被迫停止了，船卻不等處理就被宋軍盡數俘獲，幾乎與新船無異。另外，他清楚在大海上船型越大，抗風浪的性能越好，因而他斷定抄沒的海船中大型海舶定是占據了多數，而小船只是用來轉運貨物和人員，以及作為救生之用，可數量不會太多。
如此算來，這批船大、中型海舶數量至少在半數以上，僅殘余價值來算，自己就是是倒上一手都能大賺一筆。即便有些船需要修理，帆槳有些缺失，自己花些錢整修一番，仍然是只賺不賠。而船到手了，趙昺也不打算當下給錢，而是準備以應付給自己的鹽稅抽成抵頂，省下的錢他還要置辦貨物，招募水手呢
當然趙昺向來是不打無準備之仗，要知道上千艘商船的運營不亞于一支軍隊，從招募水手、置辦貨物、長途航行，以及回程販賣的貨物都要有計劃的，只所需的各種人手就得數萬人之眾。而趙昺作為幕后老板當然不可能親自去操持，而是需要有人打理。
而當下趙昺手中就有這么一批人才，當年在瓊州為了獲得急需的物資和將假幣花出去，事務局專門成立了采買辦，并組建了一支遠洋船隊，專門從事海上長途販運。十幾年來他們的足跡已經遍及四海，東北至高麗、日本，東南去過東南亞諸國，并涉及中、西亞航線，已經發展成擁有一百余艘海舶的船隊。
有了班底，趙昺自然不愁，在拿到文書后立即召見了幾位主事的，他一邊命人迅速南下接收船只，檢查船只狀況，招募水手。并設法將從水軍和陸戰隊退役的官兵高薪招入商隊，組建護衛隊。與此同時，開始在各個港口設立辦事處置辦貨物，準備待明年信風到來時投入運營。
趙昺自從有了商隊以后，精神變的大好，每日親自謀劃、督促，仿佛自己真的成了一個大老板。而他這么操勞，真的不是只為自己，因為他懂得財富是勞動創造出來的。但是在背后驅使人們勞動的，則是貿易及其帶來的利潤。如果沒有貿易，勞動的意義就只在滿足生存，而財富是不會產生的。所以從本質上而言，是貿易創造了財富，而不是勞動本身。
趙昺清楚在宋代商業已經十分發達，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但是在相對封閉、自給自足的男耕女織仍然是古代經濟的主流形式。存在于人們觀念中的仍然是財富是汗滴禾下土的勞動人民創造的，而商人只是附著于勞動人民身上的寄生蟲，商人是剝削者，還是處于士農工商的末等地位。
來自無民不商時代的趙昺已經能理解和明白千百年來對商人的種種抹黑和中傷，是有失公道的。衡量一個人、一個民族是否勤勞，對他們能否致富，其實是這個條件并非一成不變的事情。有時一個人、一個民族能否致富，關鍵點不在于他們是否勤勞，而關鍵在于是否存在一個容許自由貿易的商品市場。
憑直覺去看，財富是汗滴禾下土的“勞動人民”創造的，但深層原因是商人刺激了“勞動人民”、是商人解放了“勞動人民”的生產力。這些財富之所以創造出來，不是因為人民勤勞，而是因為自由貿易的繁榮。只要存在一個容人致富的市場，那么再懶的人也能變得勤快起來，而一旦市場消失了，無利可圖了，那么再勤快的人，也會選擇曬太陽，最終財富就無法生產出來。
因而趙昺清楚只要貿易繁榮才能激發出百姓的生產力，當下產品滯銷，不僅會導致手工業的倒退，令市場蕭條。同樣會使農業受到影響，手工業的停滯，那么農業生產出來的初級產品也無法進入流通領域，只能爛在家里，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產品只能在極小的范圍內封閉流轉，自然也難以獲得利潤。
所以趙昺覺得自己當下干的同樣是一件大事，他推進了商品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解放了勞動人民的生產力，促進了各行業的發展，才能實現藏富于民的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