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請言”
“徐尚書，前時朕欲對科舉之制做些變動，著新科進士入國子監修習為官之道，知曉如何處理政務，然后再行授官從吏員做起學習做事的程序和細節。此事在瓊州，我們也曾實施，可為何今時有朝臣上書，以為如此不妥，朕百思不得其解，還請徐尚書賜教”趙昺問道。
“此事說來話長，官與吏其實非是同路，乃是殊途。當日在瓊州可能事態緊急，影響范圍有限，因而并無人表示異議，可今時已經不同。”徐宗仁聽了想想解釋道，“自戰國以降，始皇稱帝至入漢的數百年間，采用的是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體制，即皇帝通過文法之吏來統御萬民，由這些精通法律條例的吏員擔當著處理國家事務的職責。”
“漢后，地方豪強權勢日重，以吏治國以難以為繼。漢武后儒學日重，士大夫階層地位日益提高，逐步替代了豪強，開始進入仕途，侵奪了長吏之權，也就是官。而原本的文法之吏則地位逐步下降，成為各級官府的屬吏，不再是秦制中獨攬權力的角色。”
“此便是上圣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的來歷，自此治民事和治民心的分途，士、庶成為涇渭分明之始。自此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選舉之弊，至此而極”趙昺想想道。
“陛下所言正是。”徐宗仁點點頭道，“因人主遂不能借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宣力勤便于驅策，漸漸被帝王不覺間倚為心膂。治民事之務的繁雜，那些高門世族不屑為之，便委以寒門士人打理，而因其出身寒門，仕進高官之路基本斷絕，逐步形成了官愈尊，吏愈卑的風氣。”
“南朝梁武帝時，對魏晉以來的九品官制進一步細致地劃分，六品以上重訂九品共十八班，又稱流內十八班；七品以下則為流外七班，近乎全部皆是各級官府的屬吏官職，盡數由寒門士人擔任，至此官與吏成為兩個階層。至隋唐始科舉取士，唐官品分流內、流外，經考試可由流外官升到流內官，但入流仍需經吏部考核。但胥吏仍地位低下，以致流內八、九品官的三省主事，士大夫也拒絕擔任，只因其有吏胥之名，士子皆以儔類為恥。”
趙昺聽到這里心中漸漸明了，在中國古代，治人者叫吏，吏事君叫官，合在一起稱“官吏”。簡單地解釋，負責任的是官，干實事的是吏，這和今天公務員分領導崗位和非領導崗位有點像。所以現代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覺得“官吏”是一個整體，其實這是種錯覺。
現代大多數中國人在討論公務員工資時，最愛提的就是宋、明，左手是宋高薪養廉，包龍圖有千萬年薪；右手是明沒錢活命，海筆架都買不起肉吃。實際的問題是，大宋朝優容的是士大夫，指的是官；而明太祖定工資苛待的，仍然也是官。他們的工資體系和今天一個月賺兩、三千塊錢的普通公務員又有什么關系呢其實能和他們相提并論的不過是宋、明的小吏們。
而官吏身份的倒置也是由于政體的不斷轉變而形成的，戰國至秦和西漢初形成的皇權文吏關系模式體制，由于地方勢力的崛起而崩潰，被世家門閥取代，同時產生了士庶兩個階層。但這種變化，并沒有以制度化的規定確認，不過官、吏的意識形態準備已經完成。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九品中正制的施行，制度上將士、庶劃為涇渭分明的兩個階層。
隋唐科舉制的實施，打破了世家門閥制度，不但沒有消除官、吏之間的界限，反而加強了兩者間的界限，大部分吏職實際上是由流外官擔任，享受的權益遠遠趕不上流內官，而地方州縣的胥吏更是慘，連流外品都沒有，只能被歸為“雜任”。就是說，朝廷已經不認你是“官”了，至此官、吏分途正式完成。
趙昺也意識到自己的選官政策，卻不是小小的變動，而是觸及了自唐以來形成的官吏制度，侵害了士大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