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大宋的慣例，初二是燒香的日子，太后領著一幫兒媳婦一大早就出宮了，估計午后才能回來，趙昺最不愿做這種事情，便留在宮中，得以清閑一日。而初三則是陪同外國使臣前往御苑射箭，而本朝要挑選出善射的武臣伴射。
列招箭班十余人站在箭垛子前，使者用弩子射箭，先由一個裹無腳小幞頭，穿錦襖的遼人，把弩子踏開、舞旋、搭箭、瞄準，后由遼使校正、發箭。宋朝伴射武臣射中目標，皇上賞賜鬧裝、銀鞍、馬、衣服、金銀器物。其實這也是一種炫耀武力的活動，以此來震懾敵國。
不過剛剛回到江南的大宋，屬國皆已經叛離，當前唯一的敵人就是蒙元，但是雙方還處于戰時，不可能互相遣使朝賀。于是趙昺便改為召集在京的及入朝朝賀的武臣前往校場射箭演武，一早他換了戎裝，在倪亮和陳墩的護衛下，領侍衛營在宮門外會同了應詔前來的眾將，騎馬前往校場。
因為原宮城已經被蒙元焚毀，趙昺在選定北宮作為新宮，不再花費大量銀錢恢復舊宮。但是舊宮離著中樞重地太近，若是任其荒廢，不僅浪費了土地，也因曾是大內所在不適于重建朝臣們的府邸，且里邊尚存著大量的廢墟，容易成為盜匪的藏身之地。于是趙昺早在去歲回京后便下旨將皇城大部改建為軍營，作為御前護軍營地，將鳳凰山北麓的萬松山改建為國子監和太學，統稱為萬松書院。
剛來到這個時代，趙昺對國子監和太學傻傻分不清楚，一直以為這都是同一個機構，是一個國家的最高學府。但是后來才發現自己錯了，其實國子監應該是全國國辦的府學、州學、縣學的管理機構，職能類似于現代的教育部。而太學才是國家的最高學府。
不過趙昺亦發現自己這么認為也不全錯，早在大宋立國之初，襲承唐制，分設西京國子監、東京國子監，增轄武學。國子監亦屢易其名，有時稱國子監，有時稱國子學，其職能具有二重性，一是作為官學最高管理機構，二是生徒就學的最高學府。
太學仍為最高學府，隸國子監。但是宋初僅設國子監，學生名額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員子弟。仁宗慶歷四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始以東京開封錫慶院興辦大學，招收內舍生兩百人，采用胡瑗的湖學法制訂“太學令”。神宗時才擴建太學，增加學生名額達兩千四百人，設八十齋，并重訂太學條制，推行三舍法。
徽宗時，興建辟雍作為外學，太學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時廢除科舉，人材皆由學校選拔，太學達到極盛時期。南渡后的紹興十二年，始在臨安府重建太學，至宋亡時學生達一千七百多人。因此宋代太學已然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學制。
太學生從八品以下官員子弟和平民的優秀子弟中招收。慶歷間，內舍生由太學供給飲食。神宗熙寧五年起，外舍生亦由太學給食。但到了南渡之后，外舍生入學，須納“齋用錢”，方能在官廚就餐；貧者減半納；內舍生和各齋長、齋諭免納。
學生各習一經，隨所屬學官講授。學生分成三等，即上舍、內舍、外舍。考核學生成績和學生升等的制度，稱“三舍法”，規定新生入外舍習讀，經公試、私試合格，參考平日行藝，升補內舍。內舍生兩年考試一次，考試成績和當年公、私試分數校定皆達優等，為上等上舍生，即釋褐授官；一優一平為中等上舍生，準予免禮部試；兩平或一優一否為下等上舍生，準予免解試。上舍生不再參加公試。私試每月一次，由學官出題自考學生；公試每年一次，由朝廷降敕差官主持。
學生分齋學習，每齋三十人，屋五間、爐亭一間為全齋閱覽和會議處，設齋長、齋諭各一人，負責督促和檢查學生的行藝。學官與唐略同，然無助教、直講，又增學正、學錄、監書庫、監廚官等。職員稱學職或職事人，有前廊學錄、學諭、直學等，大多由上舍生或內舍生擔任，每月有俸錢。工人稱齋仆、貼齋等，亦領“月給錢”。
宋代太學培養出了大批官員和學者，且隨著理學的逐漸形成和政治斗爭波瀾起伏，太學還成為傳播理學和各派政治力量競爭角逐的場所。一些太學生積極參與國事，上書言事，推動了歷史和社會的發展，且宋代太學制給后世的教育以很大影響。
當年趙昺親自勘址，將萬松嶺原禁軍雄八營及修內司營原址全部劃歸國子監，占地百畝左右，但是建成后他還沒有來看過。這次他們一行人過了六部駐地后轉向西沿原環皇城舊道循山而上，正好從國子監前經過，也正可順便看上一眼。
趙昺當時要求工部建成的書院要集藏書、祭祀、講學三大功能，而當前從外部看建筑布局依然沿用了官學“左廟右學”的形制。左邊近山處有大成殿殿，大三開間，是書院的祭祀場所，殿前有顏樂亭。高處建留月臺和掬湖臺。孔子殿右邊，前有萬松門，后有明道堂。堂為五開間，寬綽宏敞，為先生“講明經義”的課堂。西廊兩側各有齋室五間，是師生們自習之所。